中醫學說

中醫學是5,000年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其獨特的基礎理論體系在2,000多年前已具雛型，在長期的臨證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診療經驗和獨特的治療方法，並產生了近萬種醫藥書籍，建立了一系列醫事管理和醫學教育制度。受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哲學思想、科學技術以及醫療中的新問題的影響，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有著獨特的經歷和內在規律。

醫藥起源和早期醫療保健活動

醫藥起源 人類的醫療保健活動是和生產、生活實踐緊密相聯的。依靠古代的傳說和現代的考古發現，可以知道中國傳統醫學在沒有文字的遠古時期已經發源。

古代傳說常把醫藥保健的發明歸附於某些神話人物。這些神話人物實際上可視為某一歷史階段的原始人群的化身。例如傳說“有巢氏”為了避免野獸侵害，構木為巢，居住在樹上，後來又發展到建造房屋，使居住條件日漸符合安全和衛生的要求。傳說中的醫藥始祖是神農氏和伏羲氏，傳說神農(或伏羲)親自品嚐植物和水泉，以尋求安全的飲食，並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了某些藥物。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和“醫食同源”。

據2,000多年前多種文獻記載，古代常用砭石作為治療器具。砭石是具有銳利邊緣或突起的打製石器。這本是石器時代的生產工具，當它被用來刺激或切開人體某一部位，達到治療目的時，人們稱之為砭石。為保證砭刺的安全有效，砭石逐漸向製作精細化、形態多樣化發展。考古發掘已發現了多種古代的醫用砭石，如1963年內蒙古多倫旗頭道窪新石器時代遺阯中出土了一枚磨製石器，長4.5釐米，兩端分別為半圓形刃和錐形，可用於切開或針刺。砭石用於治療，一般被視為是中醫針刺療法工具和外科手術工具的起源。此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砭石逐漸被金屬製成的針具或刀具取代。

早期醫療保健活動 中國傳統醫學的最早文字資料可見於甲骨卜辭。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今存的甲骨卜辭可以反映殷代武丁時期的許多醫學知識和醫學活動。甲骨文中，殷人對人體表面構造的認識已比較具體，並記有20餘種疾病的名稱，以及關於生育、夢的內容。有病則求神占卜，是當時的常見現象。這一時期巫師掌握著奉祀天帝鬼神以及為人祈福禳災的大權，因而此時的巫、醫是不分的。巫用以治療疾病的主要方式是禱祝，但也有的巫採用藥物或其他方法治病。《山海經》中就記有十巫採藥的故事。巫彭、巫咸的名字也見於甲骨文記載，可能是當時的名醫。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醫療經驗的積累，人們對自然和疾病有了較多的認識，巫醫的勢力逐漸消退。到春秋戰國時期，已出現了不少真正的職業醫生，如醫和、醫緩、扁鵲等。他們的醫學見解和治療活動已見於史書記載。《詩經》、《山海經》、《尚書》、《周易》等古典著作中，已散在地記載了當時有關疾病、病因、藥物及其他療法的知識。《周禮》中的“巫祝”已和“醫師”分開，宮廷有了初步的醫事管理制度，醫學分工已初步形成。

先秦時期的衛生保健也有較大的進展，這可以從當時公共衛生工程得到證實。在殷墟遺阯和鄭州商代遺阯的考古發掘中，均發現了用以排除積水的地下陶水管。齊國的故城臨淄(今屬山東)探明有縱橫十條交通幹道，均配備有完整的排水系統，設計精巧、規模宏大，為世界古城排水系統所罕見。河南登封發掘的戰國陽城遺阯中，發現一套陶水管道設施，其結構類似現代城市的自來水系統。先秦的文獻中還載有水源的選擇、井水的防污染及清潔措施、室內除蟲滅鼠、室外除草清掃，以及驅逐狂犬以防狂犬病等衛生預防知識。個人衛生方面則提倡養成洗臉、洗手、洗足及沐浴的習慣，並認識到沐浴對治療的意義。出土的殷代文物中已有壺、盂、勺、陶槎、頭梳等全套盥洗用具。注意飲食衛生，提倡良好的進食習慣被作為養生的重要內容之一。此外，調節情緒、謹慎起居、運動身體(導引、按摩等)也被作為預防疾病的重要手段。

基礎理論體系的建立

春秋戰國時期，中醫對人體的解剖、病因病理、疾病的診治等方面的認識已有長足發展。現存最早的醫書中已經將經脈系統化(見馬王堆漢墓醫書)，藥物療法和針灸等外治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戰國時期諸子蜂起，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流派的哲學思想十分活躍，從而為醫學家建立理論體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一系列醫學理論著作應運而生。《內經》、《難經》是此類著作的現今僅存者。它們不僅記錄了先秦以來的醫療實踐經驗，而且引進了哲學中的某些概念，用以貫串醫學多方面的進展，構成中醫初步的基礎理論體系。哲學思想和醫療實踐的結合促進了具有中醫特色的基礎理論體系的形成。這一理論體系明顯地超越於當時的臨床實踐水平，充分地指導著以後的中醫臨床醫學的發展。

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是先秦哲學的兩個名詞。陰陽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對範疇，被廣泛用來解釋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物質勢力。陰陽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規律。因此，醫學中引進陰陽，不僅方便歸納某些孤立的現象，也為解釋其中的變化提供了依據。《內經》肯定了“陰陽者，天地之道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的思想，把陰陽視為萬事萬物產生、發展和變化的普遍規律。因此，“陰平陽秘”(《素問‧生氣通天論》)是人體處於正常的生理狀態，陰陽不平衡則是產生疾病的根源。治病的根本意義就是調整陰陽。作為一個總綱，陰陽被廣泛用於歸納邪正、盛虛、臟腑、經絡、脈象、寒熱、氣味、表裏等眾多不同層次的醫學內容，溝通了解剖、生理、病理、診斷、養生、治療等許多方面。

五行是日常生活中習見的五種物質(木、火、土、金、水)，戰國時期的某些思想家企圖用它來說明世界萬物的起源和多樣性的統一。此後五行學說又進一步發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剋、循環終始的內容。《內經》引進五行學說，將五行與臟腑、情志、季節、味、色等相配屬，並以此來說明人體臟腑器官之間相互依存、互相制約的“生剋”關係。《內經》已完全系統化的經絡學說，是早期的經脈知識與陰陽五行學說、臟腑學說相結合的產物。經絡的週而復始、運行氣血、內連臟腑、外絡肢節，使人體內外器官和各種生理功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借用陰陽五行而建立起來的臟腑經絡學說，成為後世中醫理論的核心。

天人相應

先秦時期的哲學在討論天人關係時有多種觀點。《內經》結合醫療實際，提出“人與天地相應”的論斷，強調人與生存環境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思想儘管也有把天地和人體外部形象作牽強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積極意義在於把四時氣候、地理環境和人體健康緊密相連。可見，中醫早期的理論體系既把人體內外看成是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又把人與自然看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種整體觀正是中醫理論的基本特點。

在今存的《內經》、《難經》中，還廣泛討論了疾病預防，具體疾病的病因、病機及診斷，脈學、治則、藥性理論，方劑配伍原則，腧穴、針刺方法等內容，總結了秦漢以前的諸多醫學成就，同時又為後世臨證治療提供了啟示和理論依據。中醫基礎理論形成於秦漢，是中國醫史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推動了此後在理論指導下的中醫臨床各方面的發展。

醫療實踐的發展

在先秦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中醫的臨證醫學基本上處於樸素的經驗階段。1972和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醫書、武威漢代醫簡以及散見於史書中的材料表明，戰國末期至秦漢，臨證經驗大量積累並逐漸形成辨證論治的某些原則。東漢末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中醫臨證醫學劃時代的里程碑，它反映了辨證論治原則已然確立，標誌著臨證醫學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與此同時，藥物、方劑、針灸、診斷、病源等方面的研究也蓬勃發展起來。

傷寒

傷寒是一類外感熱病的總稱。張仲景的《傷寒論》(《傷寒雜病論》的傷寒部分)系統地總結了東漢以前診治傷寒的理論和經驗。該書以六經分證論治，其六經內容與《素問‧熱論》中的有關論述一脈相承。六經辨證即以六經(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為綱，辨析傷寒不同階段的證候，把疾病發生發展與臟腑經絡相聯繫，綜合認識其證候的本質屬性，進而制定治法。後世的“辨證論治”即脫胎於《傷寒論》六經篇目(如“辨太陽病脈證並治”)。這種臨床診治方法已跳出了經驗醫學的窠臼，因此它對後世醫家的影響已不限於治療傷寒。《傷寒論》中選用的方劑大多配伍嚴密、主治明確、療效顯著，因而被後世尊為“眾方之祖”(或稱經方)，對方劑學發展影響深遠。圍繞著《傷寒論》及傷寒的研究，形成了中國醫史上的傷寒學派(或經方派，為提高中醫臨證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雜病

雜病是對立於傷寒而言的一類疾病。從其專著《金匱要略》(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雜病部分)所含疾病名目來看，主要是內科病，也含有少數外科、傷科、婦科疾病。張仲景對雜病的辨證論治，展示了東漢以前豐富多彩的雜病診治經驗。其選方大多藥味精煉、療效顯著，與傷寒方同享盛譽，並稱經方。《金匱要略》中的病因分類及臟腑辨證法等對後世內科臨證的影響深遠。書中涉及多種治療方法和藥物劑型，豐富了臨床治療學的內容。北宋以後，對《金匱要略》的研究和註釋著作達數十種。

醫方

醫方是藥物治病的具體表現形式，包括有現稱方劑的內容。古有伊尹創製湯液(早期醫方的一種稱呼)的傳說。現存最早的方書是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多數醫方為經驗實錄，無方名。《漢書‧藝文志》已載錄方書11家，274卷。《內經》中已提到君臣佐使和七方(大、小、緩、急、奇、偶、複)的組方原則，但現知直到《傷寒雜病論》，方劑的組成和運用才與辨證立法緊密結合。醫療實踐是不斷產生新方劑的主要源泉。東漢以後，經驗醫方的積累又有了長足發展。晉代葛洪《肘後方》、南北朝陳延之《小品方》等多種醫方書，記載了大量的民間經驗方，在治療範圍和所用藥物方面超過了《傷寒雜病論》所載。唐代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大型醫方書，廣泛收集各類醫方，按專科或疾病等門類編排。此後幾乎每隔一段時期，都會有以匯輯醫方為目的的大型醫方書出現，如宋代的《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明代的《普濟方》等。在某些綜合性醫書或藥物書(如《本草綱目》)中也常收有大量的方劑。

早期的方劑分類雖有《內經》“七方”、陳藏器“十劑”(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之說，但很少見於實際運用，多見的還是以病證類方，以便臨證檢用。明清時期，按功能歸類方劑蔚然成風。明代張景岳的“八陣”(補和攻散寒熱固因)實際上也是功能分類的一種。明代施沛的《祖劑》採用以方類方之法，即選用“祖方”(多為張仲景方)來歸類結構近似的方劑。金元以後，探討組方原理(“方義”)的論述日漸增多，並有專著出現(如清代羅美《古今名醫方論》)。金元醫學爭鳴，促進了在一定理論指導下創設新方的發展。方劑的來源越來越多地由經驗醫方轉向理論醫方。方劑作為藥物療法的實際應用形式，有著豐富的用藥劑型。除了內服用藥的丸散湯液等劑型外，還有多種多樣的外用藥法。清代吳師機的《理瀹駢文》就是一部外治法專著，其中外用方藥內容極為豐富。現存的數以萬計的方劑是研究中醫藥物療法理論和經驗的淵藪。

本草

本草即中國傳統藥物學，因植物藥使用較多而得名。先秦時期的藥物知識散見於各種文獻，醫方書(如《五十二病方》)中也間或記載藥物形態。漢代的《神農本草經》總結了秦漢以前的藥物理論和經驗，託名傳說中的醫藥始祖神農撰，成為中國本草發展的基礎。此後以該書為內核進行補訂的後續本草著作，形成了中醫本草的主脈。藥品的數量由《神農本草經》的365種逐代增長，到《本草綱目》，已載藥1,892種。漢魏時的早期本草，其內容均以性味功效為主，重在臨床用藥。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以後，藥學研究重點轉向藥物的種類鑑別和生產等方面。為此，唐宋兩代先後舉行了全國藥物的調查，匯輯當時醫學家、藥農和民間的用藥、辨藥經驗。金元時期，《內經》中的藥理原則與實際用藥相結合，促進了中藥理論體系化，藥學研究的重點轉移到理論探討。明代李時珍把用藥、辨藥、藥理揉合起來進行研究，從而把中國本草發展推向高峰。明清時期藥學普及著作日漸增多。為了擺脫金元藥理某些程式化的束縛，藥學研究中出現了尊經(《神農本草經》)崇古的思潮，更多地注重返本求真，從早期樸的用藥經驗中汲取營養。

中國藥物的分類法眾多。最早的三品分類(簡單的功效分類法)首見於《神農本草經》。從南北朝《本草經集注》開始，按藥物的自然屬性(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穀等)分類盛行，被此後主要本草文獻採用。該書“諸病通用藥”以病名類藥，為臨床用藥提供了方便。藥物分類思想常影響到具體藥物的歸屬或各類藥物在本草書中的編排順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煉丹服石影響，把礦物藥置於書前；李時珍《本草綱目》按“從微至巨”“從賤至貴”編排各類藥，並認為人是最高貴的，故以“人部”殿後。金元時期及以後，藥物分類已具備按藥物性質(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臟腑經絡)、作用趨勢(升降浮沉)、作用強度(猛將、次將)、藥用部位(根莖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種分類法。《本草綱目》的二級分類(按自然屬性)科學性較強，在古代最受重視。

此外，圍繞著藥物的採種製用和理論探討，又形成了許多專項研究(現代已發展成為中藥學的各分支學科)，產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專著。如南北朝(一說唐朝)雷的《雷公炮炙論》是炮製學奠基之作，明代李中立《本草原始》是藥材鑑定的代表作等。用藥的種類和出產範圍的不同，又導致了一些新的中藥研究領域或專著的出現，如食物療法就是選取兼有藥、食功用的物品用於保健醫療。唐代孟詵《食療本草》、元代忽思慧《飲膳正要》等都是食療名著。地方本草專門反映某一局部區域出產或集散的藥品。五代李珣《南海藥譜》(即《海藥本草》)、宋代王介《履巉巖本草》、明代蘭茂《滇南本草》均為其佳作。在特定時代條件影響下，有時會出現一些別具一格的藥學著作。如明代災荒頻仍，故尋求代食品的著作應運而起，明代朱灶《救荒本草》是其中佼佼者。

針灸

針灸在中國起源甚早，是醫學發展早期廣泛應用的療法。砭石被最早用於醫療，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才逐漸被金屬針取代。早期的金屬醫針有九種形狀(即九針)，作用各異，實際上包括針刺、外科、按摩等工具。悠久的歷史、廣泛的實踐為針刺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條件。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經脈專著(《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中，討論了十一條經脈，其中九條是從四肢末端走向軀幹或頭部。據此，或謂經絡的形成可能與針刺四肢時產生循經感傳現象有關，是來自針刺的醫療實踐經驗。同時或稍後的《內經》及《難經》對針灸治療有相當豐富的論述(尤以《靈樞》為詳)，最有意義的是經絡理論的體系化。主要經脈已發展為十二條，循行路線彼此銜接，形成循環系統。

經絡學說建立後，立即廣泛用於中醫生理、病理、診斷及多種醫學分支學科的實際治療，成為針刺療法的理論基礎。然而，在《內經》中提到的穴位並不太多(僅160個)，經過秦漢三國的長期針刺實踐，針刺的穴位日益增多。魏晉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收載穴位已達349個，並將針灸理論和治療緊密結合，形成了針灸學完整的診療體系，促進了此後針灸學的深入發展。

繼經絡的體系化、腧穴的豐富之後的一個重要學術問題，是如何在人體準確地確立其位置，並將經、穴規範化。因此，六朝以後這項工作深入開展。唐、宋兩代，由政府組織專人從事經、穴考訂工作。唐代朝廷在貞觀年間，組織甄權等人校定針灸圖書。當時的著名醫家孫思邈用“同身寸”法(以本人肢體某特定部位的長度折算成計量單位以量取穴位的方法)度量人體以標定穴位，解決了因個體差異導致用普通量度單位定穴的困難。他又繪製了《明堂三人圖》，用不同色彩顯示經絡腧穴在人體三種狀態(正面、背面、側面)的分佈，用平面圖表現立體各個側面，方便直觀認穴。宋代醫官王惟一進一步考訂了穴位(354個)，增補各穴主治病證，撰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由政府頒行，為經、穴規範化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直觀地顯示人體經脈的位置，早在漢代就已採用人體模型標畫經脈。四川綿陽雙包山出土的漢代經絡木人即屬此類。宋代由王惟一主持鑄的針灸銅人，立體地表現了經絡腧穴的位置，並進而將體表的經、穴標誌與體內臟腑器官的相對位置直觀地顯露出來，成為當時最先進的標準針灸經穴模式和教具。儘管此後有關經絡腧穴的研究仍在繼續深入，但其成果和意義均遠遜於唐宋。在針灸手法方面，明代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時已在單式手法的基礎上形成了20多種複式手法，並圍繞手法等問題展開了學術爭鳴。一些以文獻資料豐富見稱的針灸著作也相繼問世。歷代的“奇穴”(不從屬於經絡)得到了整理。清代以後，針灸學新進展較少，實用的針灸門徑書則流行海內。

針灸的運用幾乎和針法一樣歷史悠久，但傳統的灸法長期使用的是艾炷燒灼灸。14世紀開始興起艾捲溫熱灸法(所謂“雷火神針”)，成為現在最盛行的灸法。

診法

中國傳統醫學受古代技術條件的限制，長期以來，其診斷方法基本上是依靠醫生的各種感官去尋求發現疾病顯現於人體內外的各種徵象。現在常說的四診(望聞問切)，在戰國以前就已在實際運用。如扁鵲當時就是憑著“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

切脈利用觸摸人體淺表動脈的方法來測知體內的某些變化，一向為醫家所重視。早期《內經》所載切脈法主要是遍身診法，即在全身有多處診脈部位。至《難經》則簡化為“獨取寸口”(橈動脈近腕處)。此後，這一簡便的診脈法沿用至今。晉代王叔和的《脈經》集晉以前脈學之大成，將前人分散描述的脈象歸納為24種，記載其鑑別特點。下此以往，衍生出許許多多的脈學著作。其中六朝高陽生所撰《脈訣》(託名王叔和)，以《脈經》為基礎，再加改訂，編為歌訣體裁脈學入門讀物。該書對脈象進行了最初的分類，以七表、八裏、九道統領24脈。此後，又有多種脈書，以《脈經》為依託，進行撮要、闡釋或訂補。南宋崔嘉彥，在《難經》和《三因方》啟迪下，創立了四脈(浮沉遲數)為綱說，以四脈統16脈，是辨析和分類脈象的一次重大進展。受其影響，後世又出現六脈為綱、十脈為綱諸說，把脈診研究推向縱深發展。南宋時已出現脈圖，可見於許叔微、施發等人的脈書中。這些脈圖(又叫脈影圖)，是將脈診標準化、客觀化的初步嘗試。由於小兒脈診很難反真實病狀，因此從唐代王超《水鏡圖訣》診察小兒指紋以後，宋元醫家對此又有了進一步發展，以借助對小兒手指淺表絡脈紋路的望診瞭解其體內血脈情況。明清以後診法最突出的發展是舌診。自元代《敖氏傷寒金鏡錄》問世後，明清時期對舌診的研究突飛猛進。舌診形成了中醫很有特色的診斷方法。清代汪宏的《望診遵經》，則是對望診的一次大總結。

除此以外，中醫診法中還有其他一些成就，例如糞便檢查方面，唐代王燾《外台秘要》引用《近效方》及甄立言《古今錄驗方》中以“小便甜”為診斷消渴的依據，以服藥“得小便鹹苦如常”為治癒標準。《外台秘要》引用《必效方》用帛浸黃疸病人的小便，逐日觀察比較其霑染黃色的深淺，以判斷黃疸病的進退。

病源

隋代以前中醫對各種病證的認識已相當豐富。《內經》中就已討論風、痹、瘧、厥、癲狂等多種疾病，各種醫方書中也有病證的記載。大量有關病證資料的積累導致在隋代產生了第一部專論病因及其證候的著作，此即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該書在規範病名、疾病分類、描述症狀鑑別特徵及闡析病因病機方面卓有成效。書中涉及內、外、婦、兒等各種病證，成為此後各科醫書討論病源的淵藪。歷代大型醫方書(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聖惠方》等)，多採用《諸病源候論》的有關論述，作為歸類醫方、討論治法的依據。此後的醫學文獻雖然再也沒有出現像《諸病源候論》這樣的論病專著，但討論疾病病因、病機及鑑別診斷的內容仍可見於各科醫書中。許多綜合性醫書的重心就是討論疾病診斷(可見於《證治匯補》、《類證治裁》等書)。

養生

又稱衛生、攝生。研究如何在生活中趨利避害，以求健康長壽。中國養生術的一些基本方法在戰國時期已經形成，如謹慎起居、注意飲食宜忌、重視精神修養、運動形體等。其中導引按摩作為一種健身術很早就盛行於世。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導引圖證明了這一點。早期樸素的養生思想和行之有效的養生方法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是受不同時代的哲學思想或社會風氣的影響，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其他一些養生方法。西漢前期興盛房中術，傳說有用頻繁性交而不排精的方法達到長壽高年者。但在出土的以及轉載於他書的房中術文獻中，更多討論的是性生活中的取益避損方法。房中養生在漢代以後流行漸稀，代之而起的是魏晉六朝時期盛行的服石(服用硫磺、鐘乳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等)煉丹以求長生。服石者們追求強身，但礦物藥引起的發熱、身癢、狂躁等毒性反應使很多人病殘或死亡。解除服石引起的疾病成為當時醫療中的突出問題。服用礦物藥的弊端使這種養生法在唐代以後逐漸消亡，但服用某些養生植物，以求達到辟穀的神仙境界仍為某些術士孜孜以求。這段時期的服石法雖然被證明難求長生，但由此而興起的煉丹術卻對古代化學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與服食礦物藥的風氣盛行的同時，“服氣”養生在魏晉南北朝也有較大的發展。服氣不僅被作為涵精養神的重要方法，也被用來治療自身的疾病。這一時期先後問世的晉代嵇康《養生論》、張湛《養生集要》、陶弘景(一說孫思邈)《養性延命錄》等書，輯錄了大量的養生方法和經驗，多數切實可行，為此後的養生術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的養生術受道家影響最大，佛教的傳入為傳統的精神修養、氣功按摩等增添了某些思想依據或具體方法。宋元以後的養生書，更多地面向平民。如宋代陳直的《養老奉親書》，是老年保健專著；元代李鵬飛的《三元延壽參贊書》更注意日常起居中的保養法。而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則是明以前養生集成之作。清代養生在方法上新內容很少，但其實用性卻大大加強。

臨床各科

隨著中醫學的發展，分支學科逐漸形成並分化日細。朝廷醫事管理中的醫學分科和學術上各科的建立雖然關係密切，但並不是同步發展的。《周禮‧天官》分醫學為疾醫、瘍醫、食醫、獸醫四科，這種行政分工式的分科，其標準並不統一。疾醫、瘍醫以所治疾病類型為據，食醫是按治療手段分科，獸醫為治療對象不同而設。同樣以治療手段為分科依據的針灸，在醫學發展的早期，無論理論還是實踐早已形成了專門學問，但其在醫事管理制度中設科卻晚至7世紀的唐代。獸醫分工雖早，但在學術體系上始終未能完全建立起來。而現今常用的內科一詞，在古代很少使用。作為臨床分工，古代的疾醫、體療科大致相當於內科，但範圍稍大。宋代的“大方脈”一科，則與今內科相當。然而在學術上，內科的建樹與整個中醫的理論實踐成就很難截然劃分。前述的傷寒、雜病、病源等，歸於一科就很牽強。從學術體系角度來看，針灸形成專科最早；魏晉六朝以後，外科、婦產科、小兒科、五官科等先後建立起來。

外科

屬《周禮》中的“瘍醫”，其分工是治療腫瘍、潰瘍、金瘡和骨傷。唐宋以後，瘍科和骨傷科(古有“接骨”、“正骨”、“折瘍”等多種名稱)或分或合。早期中醫治療外科瘡瘍的經驗積累可見於戰國醫書中。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是外科治療專書。《靈樞‧癰疽》對外科常見疾患已有理論論述。現知最早全面總結外科知識的專書是經南北朝龔慶宣整理的《劉涓子鬼遺方》，其中含有豐富的治療經驗。古代外科的成就甚多，史書記載三國時華佗已能用麻沸散作麻醉劑進行複雜的外科手術，東晉已能進行唇裂修補術，隋代已能成功地施行腸吻合術、大網膜切除術等外科手術。進行外科手術所必須解決的麻醉、止血、預防感染等重大問題，在古代已有嘗試並取得經驗。藥物麻醉(酒、曼陀羅等)是主要麻醉法。止血則採用結紮血管、燒灼止血等方法。此外，燒灼手術器具(或煮沸處理)、用酒清潔創傷局部是當時所能採用的消毒措施。雖然中國古代成功地施行了許多很有意義的外科手術，但解剖學的發達，麻醉、消毒、止血技術的不足，均限制了外科手術的深入發展。從事外科的醫生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技術水平多取決於經驗，有較大的風險。因此，外科的手術療法在整體水平上從隋唐的高峰狀態逐漸下降。但中醫外科內治法卻從宋代開始有較快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內治理論有了新的總結。內治法的進步之處是強調外科病與人體的整體聯繫，所謂“外科必本諸內”(薛己)。宋代外科內治又分為“內消”(用消散藥平復未化膿的腫瘍)、“托裏”(用扶助正氣藥托毒外出，以防毒邪內陷)等法，採用早期藥物治療防止化膿或疾病深入發展。宋代東軒居士(其姓氏不詳)《衛濟寶書》、陳自明《外科精要》等著作，在外科疾病的鑑別診斷、辨證施治、治療方法上均有較豐富的論述。元代竇默《瘍醫經驗全書》、齊德之《外科精義》對瘡瘍的內外治法又有所發展。

此後，外科內治中又出現了“以消為貴，以托為畏”(明代《外科理例》)、“癰以寒為內消，疽以熱為內托”(清代祁坤《外科大成》)等更為細緻的治療原則。清代王洪緒創用陽和湯治療陰疽，成為用溫熱藥治氣血寒凝所致的陰疽證代表方。但是，主張內治癰瘍的一派醫家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王洪緒就是反對用手術排膿的代表人物之一。與此說相對立的主張是外科治療仍須重視外治法。明代申拱辰《外科啟鑑》主張早期治療當用手術，把手術作為根治某些外科證的重要手段。陳實功《外科正宗》在不排斥內治法的同時，特別強調外治(外用藥及手術)的重要性。不同學術見解的爭論進一步豐富了中醫外科的內容。對某些危害較廣的外科病的研究，導致了一系列專著出現，如明代沈之問《解圍元藪》是側重治療痳瘋病的專著，明代陳司成《黴瘡秘錄》是治療梅毒病專書，它們在治療痳瘋、梅毒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理法方藥。

骨傷科

在醫事管理上直到元代才從宋代的瘡瘍兼折瘍科中獨立為正骨科。但在學術上，骨傷科自成體系當在唐代，以藺道人《理傷續斷方》為標誌。在此以前，骨傷科已有較長時期的經驗積累。如晉代葛洪《肘後方》對骨折的處理辦法已具有較高的水平，並採用了至今沿用不替的夾板固定法；隋代《諸病源候論》中記載了粉碎性骨折的內固定法等。《理傷續斷方》總結了唐以前骨傷科的成就，第一次全面論述了骨傷、脫臼的診斷和治療方法。其中介紹的一些脫臼復位法(如肩關節脫位的椅背復位法等)相當合理。骨折復位方面既介紹了手法，又主張在必要時行手術切開復位。且指出夾板固定時須預防“壓瘡”，在有效固定前提下應允許患肢適當運動。這種靜中有動、動靜結合的治療原則對後世影響很大。骨傷科在元代有較大的發展，一般認為與蒙古騎兵連年征戰有關。元代危亦林《世醫得效方》中較多地反了這一時期正骨的新成就，所載骨折診斷及閉合復位手法較前代更為豐富，並採用藥物麻醉法以輔助正骨。書中記載的用懸吊復位法治療脊椎和頸椎骨折脫位，是正骨手法的新進展。此後，中醫正骨手法仍不斷發展完善，但在手術切開整複方面進展不大。

婦產科

無論在理論還是臨床實踐上都發展得比較早。《內經》中對婦女的解剖、生理、病理特點都有比較正確的描述，並談到閉經、崩漏、癓瘕、不孕、子瘖等多種疾病的診治。戰國時期已有專職婦科醫生(“帶下醫”)，據載名醫扁鵲就曾在邯鄲當過“帶下醫”。西漢初年宮廷中的婦產科醫生稱作“乳醫”或“女醫”。現知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胎產書》是最早的產科專著，其中的“十月養胎”說，涉及妊娠各期的日常生活保健，由此而發展起來的“胎教”說，一般認為有利於優生。中醫早期的婦產科，以重視產育為特點。張仲景《金匱要略》，依婦人妊娠、產後、雜病(月經、帶下病等)為序，先論胎產。唐代昝殷的《經效產寶》，專論妊、產難、產後病。婦產科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在隋唐之際，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諸病源候論》所載婦產科病症有283種之多。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明確提出“婦人之別有方者，以其胎、妊、生產、崩傷之異”，這表明婦產科在唐代已完全建立了其學術體系。但直到宋代，醫事制度中才將產科(也含有婦科內容)獨立出來。宋代婦產科發展形成了一個高潮，湧現了一大批婦產科專著，尤以產科著作為眾。郭稽中《產育寶慶集》、朱端章《衛生家寶產科方》、亡名氏《產寶諸方》、楊子建《十產論》，為當時產科專著之佳作。護胎、接生(包括胎位轉正)技術已比較成熟。南宋時陳自明的《婦人良方大全》總結了前人婦產科成就，內容全面、辨證詳明。如對癲癇、風痙、破傷風三症，以及乳癰、乳巖兩病的鑑別診斷，都相當準確。書中也有不少治療經驗，如催產方中用兔腦(現知含催產 )等。一些治療經驗被歸納為治療原則，如“大抵產前先安胎，產後先補益”等。《婦人良方大全》以其內容的系統、資料的豐富，成為中醫史上一部承上啟下的重要婦科著作。此後著名的婦產科著作大多從中汲取養料。宋元以後，婦科疾病的研究日漸增多。醫學理論的爭鳴為婦科臨證增添了新的內容。明代的《證治準繩‧女科》、《婦人規》、《濟陰綱目》及清代的《傅青主女科》等，對婦科證治不斷補充，並使之更加實用。產科發展則相對遲緩，但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盛行的《達生篇》中，主張臨產六字訣：“睡、忍、痛、慢臨盆”，對正常分娩有實際指導意義。

小兒科

又稱“少小科”、“幼科”、“小方脈”，其發展的前期主要是研究小兒生理病理特點和尋求適合於小兒的診斷技術，後期則致力於解決小兒科特殊疾病的治療問題。作為醫生的一種分工，“小兒醫”在戰國已經出現。漢代及南北朝時已有兒科專著，隋代《諸病源候論》中已提到有一部《顱囟經》(今佚)。但是大量有關小兒發育、生理病理特點的論述散見於各種醫藥書中，並未形成體系。如晉代王叔和曾指出小兒脈搏跳動的頻率快於成人，並談到“變蒸”是小兒生長發育中的正常現象。變蒸是指嬰兒出生後的一年多時間之內週期性地出現身熱、脈亂、汗出等症。變蒸說在唐以前崇信者很多，認為這是小兒長氣血的表現，不可當作病變妄治。宋以後此說影響漸小，並出現了一些異議。關於小兒生理特點，中醫現存最早的《顱囟經》(約唐宋之間出現的託名之作)中，提出小兒為“純陽”之體的說法。此後宋代錢乙《小兒藥證直訣》將小兒生理特點歸納為“臟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壯”，病理特點為“易虛易實，易寒易熱”，成為此後兒科診治的指導思想。錢乙在兒科理論和臨證治療方面的突出建樹，使他被後人尊為“幼科之鼻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的兒科五臟辨證法對臨床的指導意義已不限於兒科。作為醫事制度的分科，唐代已有“少小科”，但在學術上完成學科體系並有一個長足的發展，則在宋代。這一時期的兒科疾病診斷已積累了不少經驗。由於兒科的特點(俗稱“啞科”)，四診中的問、切、聞診運用較少，望診則有其獨特之處。唐代已肇始的小兒指紋診法，錢乙的“面上證”、“目內證”等，大多是通過小兒稚嫩的皮膚、爪甲等，反其體內氣血變化。宋代小兒專著較多，並在南宋出現集大成的著作——劉昉的《幼幼新書》。該書對此前的小兒調護、體質及臟腑生理病理特點、診斷、兒科病症的診治加以全面總結。宋以後，對兒科常見特有疾病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此以前，隋唐時期雖然已經對小兒四大證(麻、痘、驚、疳)有些記載，但深入討論其病因病機，尋求有效治法，則是在宋代以後。宋代董汲《小兒斑疹備急方論》是第一部天花、麻疹的專著。明清時期痘疹專書則蜂擁而起，形成了專門的麻科、痘科。治痘經驗的積累，導致了新的突破，這就是人痘接種術的發明。據傳說宋真宗時峨眉神醫曾施行過種痘術，但更可靠的記載是說人痘接種起源於明隆慶年間(1567～1573)的寧國府太平縣(今屬安徽)。多種文獻記載證明中國至晚在16世紀已發現了種痘術，並迅速普及。清康熙皇帝肯定了這一預防法，並借助政府力量加以推廣。人痘接種的選種育苗技術也不斷改進。朱奕梁《種痘心法》說：“其苗傳種愈久，則藥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選煉愈熟，火毒汰盡，精氣獨存，所以萬全而無患也。若時苗能連種七次，精加選煉，即為熟苗。”人痘接種術很快外傳。1688年俄國派人到中國學痘醫。此後人痘接種術陸續傳到土耳其、英國、俄國、法國、印度、日本、美國等。英國的牛痘發明者琴納(E.Jenner)原是一名種人痘的醫生，他在1796年第一次施行牛痘術，為最終消滅天花開闢了道路。牛痘源於人痘這一史實表明，中醫兒科的人痘接種這一傑出的科學發明，為世界醫學發展做出了貢獻。此外，明清時期在麻疹、白喉等危害小兒甚烈的一些傳染病的治療方面，也有長足的發展。中醫各種理論上的創新都為兒科診治注入了新的養料。

眼科

其理論特色在於把眼和體內臟腑緊密聯繫，從而建立一套辨證論治的體系。這一理論的基礎在《內經》中已初步建立。《內經》認為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並將瞳仁、黑睛、絡(泛指內外眥及附近血管)、白睛、約束(泛指兩瞼及眼外肌)與腎、肝、心、肺、脾相配屬。宋代相繼出現了五輪八廓學說，究其本質，都是將眼的外部組織結構與體內臟腑相對應，用以尋求眼病的內因所在，指導臨證用藥。眼科在唐代屬於“耳目口齒”科，至宋代始獨立成科。但是眼科的臨床專著，在南北朝已有多種。唐代的《龍樹論》，被認為是眼科最早的專著。龍樹是印度第三世名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眼科書多已亡佚，因此這些書中有多少印度醫學成分已不可得知。宋代的《龍木眼論》，被作為醫學校的教材，現在也已不存。現存的多種眼科書，多為宋元以後，如約為宋元間人所集的《秘傳眼科龍木論》、元代倪維德《原機啟微》、明代亡名氏《銀海精微》(託名孫思邈)、傅仁宇《審視瑤函》、清代黃庭鏡《目經大成》等，都積累了豐富的眼病診治內容。但這些著作中缺少像其他學科常有的奠基之作或集大成之作。散見於歷代醫書中的眼科臨床證治知識也相當豐富。在眼病的診斷和治療中，經驗是佔重要位置的。現代醫學憑肉眼能檢查到的常見眼病，幾乎都已見於古醫記載。隋代《諸病源候論》描述的目蠟候(結膜蠅蛆症)、目肥候(相當於維生 A缺乏引起的畢脫氏斑)、雀目(夜盲症)，明代王肯堂《證治準繩》描述的珠中氣動證(有似眼底出血時的動態過程)等，都顯示了當時眼證診斷的水平。在防治眼病方面，唐以前就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孫思邈《千金要方》中，系統歸納了喪明損目的各種原因。藥物治療眼病，是中醫千百年來一直沿用不衰的手段。眼科用藥的劑型也比較豐富。運用外治法治眼病，在魏晉至清代之間，有許多突出的成就。金針撥內障術(見針撥內障法)在南北朝已經肇始。“金篦刮目”見於佛經。在唐代，印度眼醫來中國施行針撥內障，具有相當高的聲譽。唐代《外台秘要》記載了這一技術，反當時對眼的解剖已有很高的水平。針撥內障法在元明以後進一步發展，針撥工具、操作手法、進針部位、術後護理等均有改進。此外，眼科其他的手術也不斷發展完善。唐代已經能安裝木製義眼(假眼)，元代改為瓷眼。宋代已發明了眼鏡，如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所載的靉靆，“老人不辨細書，以此掩目則明”。豐富的診治經驗是中醫眼科最可寶貴的財富。

耳、鼻、咽喉、口齒科

中醫有著比較豐富的治療經驗。唐代的醫科中，設有耳目口齒分科。宋代分成耳目科和口齒兼咽喉科，後來又分化為耳科、口齒科、咽喉科。這些科目的設立，並不意味著它們已形成完整的學術體系。在理論上，中醫將耳、咽喉、口齒均與體內臟器相聯繫，其有關解剖、生理的基本論述早已見於《內經》。在臨證實踐中，起主導作用的主要還是經驗。在許多醫書中，均載有相關的治療方法。如《傷寒雜病論》中，就有好幾個治療咽喉疾病的處方，並已採用了滴耳、灌鼻、吹鼻等用藥法。耳道、氣道和食道異物的處理方法散見眾多醫方書中。隋代《諸病源候論》對耳、鼻、咽喉、口齒的症候均有專卷論述。此後歷代的大型醫方書或綜合性醫書中，都或多或少收錄七竅的證治，其中不乏手術療法。如明代陳實功《外科正宗》的取鼻痔法，與現代鼻息肉摘除術的原理和方法基本相同。喉科發展到清代，因疫喉(白喉等傳染病)流行，促進了喉科的發展，湧現的專著達60來種。清代歙縣鄭氏喉科享有盛譽，鄭宏綱《重樓玉鑰》在白喉病因方面有新的見解，並創用清燥救肺法，對此後白喉治療影響很大。口齒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防治疾病的經驗，有許多出色的發明。例如：唐代已能用汞合金(白錫、銀箔、水銀合成)充填牙齒；出土的遼代牙刷，其製法與現代標準牙刷極似；宋代已有牙齒再植術和義齒修復術；至清代已有專門的“補齒鋪”，等等。治療牙病的外治法也很有特色。如唐代《外台秘要》採用藥物燻牙法，清代太醫院已製出專門的銀製燻牙器。口齒科的豐富治療經驗散見許多醫書(尤其是大型醫方書中)。今存惟一的專著是明代薛己的《口齒類要》，記述了若干病症及藥方，並附有病案。此書不重手術外治，強調用藥物辨證施治，並不能反映中醫口齒科的全貌。

法醫

在中國傳統醫學中雖然沒有出現法醫這一分科，但實際上有著許多法醫學成就。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封診式》中，已記載了與法醫有關的案例。現存最古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已有法醫活體檢查的若干規定。宋代律令在唐律基礎上，進一步予以增訂。官訂驗屍格目的頒佈，將宋代有關法醫檢驗的律令具體化。“驗屍格目”與此後頒佈的“檢驗正背人形圖”，以及此前沿用已久的“驗狀”(記錄檢驗結果與簽署結論的文件)聯合應用於屍體外表檢查，提高了檢查質量。在五代和宋代之間，相繼產生了對法醫學發展影響較大的中國古代刑偵技術名著，它們是五代時和凝父子的《疑獄集》、南宋鄭克的《折獄龜鑑》、桂萬榮的《棠陰比事》。此外還出現了其他幾種法醫著作。南宋宋慈的《洗冤集錄》是現存最早的系統法醫學著作，全面總結了屍體外表檢驗經驗，集宋以前法醫學屍體檢驗經驗之大成，成為此後出現的40餘種法醫著作的祖本。如宋元間趙逸齋訂補的《平冤錄》、元代的《無冤錄》，以及清代律例館彙編的《洗冤錄》等，均是在宋慈《洗冤集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元代頒佈的結案式中，將法醫學三大組成部分，即屍(屍體檢查)、傷病(活體檢查)、物(物證檢查)統一起來。自元迄清，相繼出現了許多法醫檢驗的新成就。這些中國古代法醫學成就受到世界有關學者的重視，多種中國古代的法醫著作被譯成外文，對世界法醫學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中國各民族的醫學交流

在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史上，除中醫學之外，還存在著西夏、栔丹、回鶻、彝、傣、維吾爾、朝鮮、蒙古、藏等多種少數民族醫學。它們在發展過程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促進。西漢張騫通西域以來，西域的許多藥物(胡桃、石榴、紅花等)傳入內地。中醫書中，吸收了少數民族豐富的醫療經驗。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許多少數民族的經驗醫方。五代鄭虔的《胡本草》、明代蘭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數民族用藥經驗。少數民族醫學家用漢文撰寫的醫藥書，實際上已成了中醫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醫藥學家忽思慧的《飲膳正要》、沙圖穆蘇的《瑞竹堂經驗方》等，均反了蒙古族醫學的經驗，其中又汲取了中醫學的理論和經驗，使之融為一體。

中國各少數民族醫學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漢族或國外的醫學知識。近代出土的西夏醫學文獻表明，西夏醫學除以党項族醫療經驗為主之外，還糅合了漢族醫學及古印度醫學的若干理論內容。維吾爾族醫學中含有漢族醫學、阿拉伯醫學、波斯醫學、古印度醫學和藏醫學的內容。其理論體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風)和四體液(膽液質、血液質、黏液質、黑膽質)的內容就是一個明證。朝鮮族醫學中含有四象學說(認為人有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種類型)及該學說與臟腑、表裏寒熱理論相結合的辨證理論體系。蒙古族醫學汲取藏族醫學、漢族醫學的成分，在其獨特的理論體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達干)、陰陽、六因辨證、五大元等學說。藏族醫學的形成，也與漢族醫學和古印度吠陀醫學有關。《西藏王統記》記載，文成公主進藏時帶去了“醫方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種，醫學論著四種”。這批醫書後譯成藏文，取名《醫學大典》(藏名《門傑親莫》)。

中外醫學交流

中國傳統醫學廣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醫藥經驗以充實自己。中國的藥物有一部分就是外來之品，如胡椒、檳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對外貿易活動中，大量的外來香藥輸入中國。福建晉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來藥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將多種外來藥正式著錄。當時西方的“萬用藥”底野迦就是此時被記入中國本草的。五代時波斯裔學者李珣所撰《海藥本草》，含有豐富的外來藥物知識。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中，首次介紹了金雞納等西洋藥物。這些外來藥物及用藥經驗已成為中醫學的一部分。在醫方書中，外來的醫方也屢見不鮮。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書中記有較多的印度、高麗、波斯等國的醫方。元末明初編撰的《回回藥方》，集中向中國介紹了阿拉伯醫藥經驗。醫療技術的傳入主要體現在製藥技術方面，如阿維森納創用的金銀箔衣丸，在宋代已有運用。與此同時，西方的製作薔薇水的蒸餾技術也傳入中國。相對而言，外來的醫學理論很少傳入中國並對中醫產生影響的較少。

同樣，中醫學外傳也對世界醫藥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國的煉丹術在8世紀前已傳入阿拉伯，對世界製藥化學影響深遠。脈學知識也被阿維森納《醫典》收錄。大量外來藥輸入的同時，中國的川芎、白芷等藥也輸往海外。元代中國與阿拉伯的醫學交流尤為廣泛。當時波斯國(今伊朗)學者拉希德‧丁‧哈達尼(Rashidal Dinal Hamd?ni 1247～1318)編纂的《伊兒汗的中國科學寶藏》中，包括了中醫學的脈學、解剖、婦產、藥物等多方面的知識，並附有臟腑和診脈部位圖。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將人參、大黃、麝香、茯苓等藥傳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種術外傳歐洲，對牛痘的發明有直接的影響。而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印度等國的醫藥交流更為密切。

中國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吳人知聰攜《明堂圖》等醫書到日本之後，中國歷代主要醫藥書籍無不迅速傳至日本。例如籐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891年)記載的中醫書已達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侶的往來，是醫藥書籍傳入日本的主要途徑。鑑真東渡也帶去了中國的醫藥知識。中醫書傳入日本，對其醫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多種在中國失傳的醫籍(或其內容)在日本國保存下來，以後又陸續傳回中國，為中醫發展做出貢獻。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殘卷。丹波康賴的《醫心方》(982年)，匯輯了中國隋唐以前200餘家方書，其中引用的許多醫書在中國早已失傳。日本大寶元年(701年)頒佈的《大寶律令》中，引進了中國唐代的醫事制度、醫學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榮西攜茶種歸國，又著《吃茶養生記》，開日本飲茶風氣之先。某些古代中國出現的重要醫學學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響(如李東垣、朱丹溪等)。中醫學傳入日本，為日本傳統醫學的建立和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和朝鮮的醫學交流有著很長的歷史，魏晉南北朝的醫書中已多處提到高句麗的煉丹術和方劑、藥物。高麗大量刊行中國醫書，保存了許多中醫古籍。北宋時中國保存的《黃帝針經》(即《靈樞》)已殘缺不全，正是依靠高麗所藏的全本，才使該書在中國重新流傳。元明兩代朝鮮數次派遣醫官來華切磋醫學，並將討論的內容整理成書(如《朝鮮醫學問答》、《醫學疑問》、《高麗質問錄》等)，成為中朝醫學交流的寶貴史料。朝鮮醫家編撰的名著《醫方類聚》(1445年)、《東醫寶鑑》(1596年)中，輯錄了眾多的中國傳統醫學資料。

古代中國和越南的藥物和醫術交流十分頻繁。越南的一些醫學著作，多採用或參考中醫的文獻。如清乾隆年間越南名醫黎有卓的《海上醫宗心領》中，採用了《內經》的理論以及桂枝湯等醫方。越南的醫書(如陳元陶《菊草遺草》、阮之新《藥草新編》)也曾在中國流傳。

中國和印度兩國以佛教為橋樑，進行了廣泛的文化和醫藥交流。《隋書‧經籍志》中著錄的印度醫書譯本就有12種。印度醫僧在中國傳揚佛法時，也將印度醫術帶進中國。現存的晉唐間醫書中，還可以見到印度醫學“四大”學說的內容，以及耆婆等印度醫家的醫方、按摩術、養生術等內容。印度醫學對漢族醫學影響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轉載隴上道人的《天竺經論眼》中，明確提到曾得到“西國胡僧”傳授。金針撥內障術最初來自印度，給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醫學中汲取了印度醫學中的三元素、七種物質、三種排泄物以及藥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內容。中國的藥物(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麻黃、細辛等)也傳入印度，被印度人稱之為“神州上藥”。

醫事管理與醫學教育

中國傳統醫學在發展過程中，為適應各種不同醫療活動的需要，形成了一系列的醫事管理與醫學教育制度，產生了各種官方和民間的醫藥組織。在封建社會中，最先發展起來的是宮廷醫藥管理機構，然後出現面向社會的各種醫事管理和醫學教育機構。此外也逐漸出現醫療保健和慈善機構、藥業組織及醫書出版機構。這些制度和機構的建立，對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宮廷醫療保健機構

為管理替皇家醫療保健服務的醫務人員而設。《周禮‧天官》分醫為四科(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其中食醫即專門負責皇帝的飲食。歷代宮廷的醫療保健均由太醫負責。直接給皇帝看病的醫生又常叫做侍醫或御醫。太醫隸屬於太醫局。圍繞著帝王的醫療，又設立了尚藥局(或御藥院)等藥物採辦調劑機構，分工嚴密，各負其責。如隋代尚藥局每季由太常官檢查藥物，儲新換陳，專設御藥庫儲存皇帝常備藥物。宮廷用藥除必要的採辦之外，還接受各地方政府及各國的貢獻，由專人檢驗收貯。此外，在北齊、隋、唐、元、明等朝代，還有專為皇太子服務的藥藏局和典醫監。

從漢代起，宮廷一般都設有專為后妃、宮女服務的醫療機構，掌管醫藥、喪葬等事。其中乳醫、穩婆(接產)等多由婦女擔任。負責看病的醫生有時由尚藥局或太醫院選派。御用醫生的選拔十分嚴格，民間醫生醫術高明者可以直接徵辟入宮，但一般均來源於考試選拔或官辦醫學校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御醫可以直接為皇帝治病，因此醫術高明者常可獲得高官顯爵，甚至參與朝政(如宋代的王繼先、元代的許國楨等)。但一旦用藥無效，御醫就被問罪。唐代同昌公主病亡，懿宗降罪於翰林醫官韓宗紹、康仲殷，將他們下獄，並株連兩家老幼300餘口。御醫因為皇帝及其親屬醫治無效而遭殘殺的事例也屢見於史書記載。所以在封建社會中，御醫的地位看起來高於一般醫生，但本質上仍處於奴僕地位。為免於獲罪，不少醫官處方力求平穩，且皆有出處(清代太醫多參用《醫宗金鑑》方)。由於宮廷醫生倍受約束或威懾，戰戰兢兢，但求無過，故有突出成就者極少。此外，《禮記》中有君飲藥臣先嘗的說法，故歷代宮廷醫生要負責嘗藥，魏時甚至專設“嘗藥監”。宮廷的醫療機構只為少數最高統治階層的人服務，對整個醫學的發展影響不大。

全國醫藥行政管理機關

《周禮‧天官》中已記載有“醫師”一職，負責“掌醫之政令”，聚集藥物以供醫療之需。醫師之下又有士(負責醫療的醫生)、府(藥物、器械及財務管理人員)、史(文書和病歷管理人員)、徒(各種差役及看護人員)四類人員。醫士接待社會上各種患者，分科診治，建立病歷。年終根據治癒率來決定他們的級別和俸祿。秦代這種“醫師”的職責由太醫令、丞掌管，他們除管理宮廷侍醫之外，也負責國家醫藥政令。太醫令的名稱、職責，後世續有變遷，至隋唐時，形成了太醫署和尚藥局兩大機構。尚藥局係宮廷的御藥房，太醫署則管理宮廷及王公大臣的醫療事務，兼負責醫學教育，成為全國醫藥行政及醫學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這一機構在宋代又分為翰林醫官院和太醫局，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眾疾，太醫局則專門負責醫學教育。

但元明以後，太醫院又行使全國醫藥行政及醫學教育職責。供職於這些醫藥行政管理機關的官員統稱醫官。醫官中的某些人仍隨時聽從調遣，為宮廷服務，但其管理範圍已不限於宮廷。唐宋元明時，國家重要醫藥書籍的編纂都有醫官參加。北宋《聖濟總錄》、《聖濟經》等書，都由醫官參與撰寫。每當疫疾流行、災變、酷暑時，太醫局(院)等中央醫藥機構負責組織醫務人員救治或賑濟藥品。宋代大臣有疾，皇帝可委派太醫(宣醫)上門診治，以示恩澤。但這種“宣醫”使病者耗費甚大，故時有“宣醫破財”的俗諺。此外，太醫院等中央醫藥管理機構還負責選拔醫學人才，以充實宮廷和地方醫學管理機構。在對外交流活動中，醫官又肩負為外國首腦治病、講授醫學等職責。外國醫學使者來訪，亦由太醫院負責接待。如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朝鮮醫官崔順立、安國臣訪華，由太醫院御醫傅懋光、太醫朱尚約等四人接待，切蹉醫學。因此，國家的醫藥行政機構對全國醫藥管理、教育、出版、外事交流等均起著重要的作用。

官方的醫學教育機構與醫學分科

據記載，晉代已有“助教部”培養醫家子弟(《唐六典》)。南北朝時期設置“醫學”，北魏有太醫博士及太醫助教之職。隋唐兩代的太醫署才真正稱得上制度較健全、分科及分工明確的醫學教育機構。太醫署分醫學、藥學兩部，醫學又分四科，各科教職員工配備齊整。為配合藥學教學，專門闢有藥園，有青年藥園生在其中學習認採種植藥物。各藥材產地還設採藥師，以蒐集藥材。地方醫學校也在唐代開始設立。這一醫學教育機構的管理辦法在後世得到部分繼承和某些改進。宋代改太醫署為太醫局，專管醫學教育，教員從翰林醫官院或尚藥局遴選。如尚藥奉御孫用和、趙從古就曾講授醫經十餘年。

宋太醫局設九科(後又或增或減)授徒，在校學生300餘名，其規模制度較唐太醫署更為全備。同時在地方上也開始興辦醫學校。崇寧年間，醫學校實行“三舍”制，按學員成勣分為上舍、內舍、外舍三等，成勣優良的可由外而內而上升格。學員的出路取決於成勣。上等者可進入尚藥局，其餘則按等授官，充當醫學博士或外州醫學教授。但由於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敗，南宋的太醫局生甚至可以通過捐錢得名。古代官方的醫學教育以宋代最為興盛。元代改太醫局為太醫院，另設醫學選舉司掌管教育，地方也仿宋制設醫學校。此後，歷代醫學教育的機構雖然都還設立，但其成效卻每況愈下。

據記載，醫學校中均制定了考核制度。唐太醫署每年均有月考、季考和年考。不同考試由不同級別的教授和官員主持。宋太醫局的醫學考試分臨證考勣及理論測驗兩種。學生到國家機關學校(如太學、律學)及部隊實習，記錄診治病例，由各處學官和將校證明其療效。根據成勣確定能否畢業和俸祿，失誤者處罰或開除。書面考試分墨義、脈義、大義、論方、假令法、運氣六項，包括基礎理論、脈診、處方用藥，對醫學理論比較重視。但在臨床考勣和書面考試之間，“先取醫治，後程文”，即以實際治療能力為主要考核依據。南宋的醫學考試套用科舉程式，地方上的醫學生或學醫者，可以通過不同層次的考試獲得進身之機。元、明仍襲宋制，稍有出入。至清代，太醫院的學員基本上是太醫的子弟。

醫學校分科制度可溯源於《周禮‧天官》所載，但明確地將醫學分科施用教育部門，則始於隋唐。最初的分科是粗線條的，以後逐漸分化。總的趨勢是隨著學術的發展，醫學分科愈來愈細。醫學的進步也淘汰了一些科目(如清代已不設祝由科)。醫學分科和各朝代的社會背景有一定關係，如元代新設“正骨兼金鏃科”，這與元代蒙古族馬上征戰頻繁，迫切需要軍陣外科有關。清代取消了針灸科，是因為統治階級認為“針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以針灸不適治療帝王而停辦這一分支學科。醫學的分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醫學發展的趨勢。各朝醫學校採用的教材大同小異，重視經典著作學習是共同的特點。以宋代為例，《問》、《難經》、《諸病源候論》、《嘉祐補注本草》是各科必修基礎科，然後再根據各科特點選修其他教材。如方脈科(內科)要攻讀《脈經》、《傷寒論》等。

民間的醫學教育

除官辦醫學之外，中國傳統醫學的教育主要依靠師帶徒、家傳、民辦醫校或自學等形式。史書記載，扁鵲學醫於長桑君，淳于意先後師事公孫光及公乘陽慶。南北朝的徐之才，屬於世醫出身，八代為醫。歷史上世代為醫的現象屢見不鮮。在手抄醫書時代，醫書常被醫家珍秘不傳，早期醫學經驗療法佔較大比重。因此，師傳和家傳是早期民間醫學教育的主要形式。《禮記‧曲禮》中甚至有“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一說，即反映了當時重視醫學經驗的世代積累的心態。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可自學成才，如晉代皇甫謐中年以後才自學醫術。這種現象在宋代以後更為普遍。醫書的彫版印刷為自學者求書提供了方便。宋明清大批仕途失意文人以“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口號自慰，通過自學和訪師求得指點而入醫林。

民間辦醫學校在中國並不多見。雖然有的醫家門徒甚多(如宋代龐安時授徒60餘人)，但很難說是通過自辦學校培養的。明末名醫張志聰建立侶山堂，招同道、弟子論醫講學。這是仿儒家的書院形式，可以說是一種民間醫校。與官辦醫校不同的是，民間師帶徒大多注重臨床實踐，在隨師臨診中學習。為適應這種方式，必須先解決臨床實用性內容的啟蒙教育問題，因此明清大批醫藥普及入門書應運而生。學徒出身的醫生一般臨床處理能力較強，但理論不足，每囿於一家一派的經驗。而儒士習醫，則每每與學徒相反。當然，無論是私相傳授還是自學成醫者，都造就了不少名醫。他們運用自己的實際經驗和理論探討心得，推動了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

藥學機構與藥業組織

在官辦醫校中，僅唐太醫署設有藥學部，培養藥園生，此後即未見有專門培養人才的藥學機構。中國的藥業人員，大多是師徒傳授。藥物是一種特殊商品，故常造成人為的藥物緊缺現象。宋代創立的官藥局是國家經營藥材的一種嘗試。官藥局(前身是熟藥所)成立的最初目的是“理財”，增進國家收入，後來又希望它發揮一定的“惠民”作用。這一機構很快又在全國推廣，各地方政府也紛紛建立藥局。藥局分和劑局(製藥廠)、惠民局(藥店)兩部分。惠民局的藥價按規定比市價低三分之一。藥局初建時，分工管理比較周密，建立了一套藥材貯存質量管理、資金周轉、值班保衛等制度。為了保證用藥安全和質量，藥局的收買藥材所又設“辨驗藥材”一職，是國家設置的專門藥驗官。著名藥物學家寇宗奭曾任此職。官藥局雄厚的財力和物力，使它在配合政府其他部門撲滅傳染病流行、預防瘴瘧及暑病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腐敗的官僚制度不斷銷蝕這一具有積極意義的機構，所以藥局逐漸出現經營混亂、經費虧缺、質量低劣等現象，以致和劑局被人稱作“和吏局”，惠民局被稱作“惠官局”。官藥局在元明時還斷斷續續維持過門面，但始終未充分發揮它應有的積極作用。

民間的藥業，是從醫藥逐漸分家以後才發展起來的。秦漢以前，雖然已有賣藥的記載，但絕大多數醫家還是兼帶製藥、採藥。魏晉以降，城市出現了專門經銷藥物的商店。為了全國藥物的溝通、交流，產生了藥材集散地，古稱“藥市”。例如唐大中十三年(859)以後，四川成都每年九月九日舉辦藥市。像這樣定期在某地舉辦藥市，是古代全國藥材貿易常見的形式。明清時，北方的安國、禹州，南方的樟樹、亳州，是當時主要藥材集散地。每年春、秋二次舉行藥市，各地藥商雲集。廣州、明州等地，則為香料藥的集散市場。至於鄉鎮利用“墟市”買賣藥材，就更為經常習見了。

在藥材交易中，為了加強聯絡，保護藥業或從事藥業的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逐漸產生了行會。隋唐以後，商業分行甚眾，唐代出現“藥行”，宋代藥行更為興盛。都市中產生了多種專門的藥鋪，如有專售生藥(原藥材)、熟藥(加工炮製過的飲片)、小兒藥、口齒咽喉藥、洗面藥、成藥、眼藥、產藥、疳藥的藥店。這些藥店大多是前店後廠(前面賣藥，後面加工)結構，並設有坐堂醫生在店前看病(或店主即醫生)。商業競爭，又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市招”(商標或廣告)，以招徠顧客，推銷藥品。明末以後，商品經濟有很大的發展，藥業內部也形成了幫會，如安國藥市至清中期已有十三幫。藥業的競爭，客觀上促進了全國藥物的交流和藥品質量的提高。而窮鄉僻壤仍然缺醫少藥。民間草醫多自採自賣，並向買主介紹藥品功能。走村串戶的“走方醫”，常挾一技之長，自帶藥品，為人治病。走方醫手持虎撐(亦稱串鈴，一種環形中空的金屬器，內有滾珠，可振搖作響)以告鄉民，故又稱“鈴醫”。

醫院和醫藥慈善機構

古代醫生看病，多在自己的診所，或應請上門治病。將病人集中在一處予以治療，這種私人醫院的形式並不普遍。然而以官方或佛教等名義舉辦的一些慈善機構，實際上具有醫院的作用。漢代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府下令利用空閒房屋收容疫病患者集中治療，已具醫院雛型。北魏時專設病坊救治老年痼疾，又派太醫署的醫師在一固定的館驛治療病人。佛寺為弘揚佛法，也設立病坊，收容為社會所遺棄的癘疾(痳瘋)患者，由醫僧調治。唐代政府派專人管京城長安的病坊，有“悲田院”(兼收乞丐)、“福田院”(專收痳瘋患者)諸名，多帶佛教色彩。還有專為官員、僧人、囚犯而設的病院。和其他醫藥機構一樣，宋代的醫院更是名目繁多，如福田院、安濟坊、將理院、廣惠坊、養濟院、安養院、安樂坊、保壽粹和館、軍醫院、病囚院等。其中既有官辦的，又有私人辦的，收治的病人各有差異(如痳瘋、傳染病人、孤老、僧侶、軍人、囚犯等)。為加強醫院管理，宋大觀四年(1110)政府頒行了“安濟法”，涉及醫院定員及級別升遷等事。這時的醫院已能注意按病人的性別、病種及病情輕重分別對待，注意隔離、護理和清潔衛生。醫生每人均被發給“手歷”，記錄所治病人。元代設置廣惠司，掌管回回藥物院，聘用阿拉伯醫生配製藥物，既為宮廷服務，又為在京的兵、民治病。明代的安濟坊、養濟院的設置更為普遍，這些具有慈善事業性質的醫院對防止傳染病擴散等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私人開辦醫院，最早的當推南北朝的李亮，他在家中的廳堂裏收容病人。此後，宋代醫家龐安時等也都興辦過病坊。直至清代，私人捐贈開辦的醫院(普濟堂)才有了較大的發展，已粗具近代醫院的規模制度。

醫書校勘出版機構

隋、唐、五代都有由政府下詔組織編撰醫藥書的情況，但卻沒有專門機構從事校勘工作。北宋嘉祐二年(1057)，在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選派具有編書經驗的儒臣、有醫療經驗的醫官共同從事醫書校正。宋代校正醫書局主要儒臣有掌禹錫、林億、蘇頌、高保衡、張洞等，醫官有秦宗古、朱有章等。儒、醫合作校修醫書，保證了文字和內容的正確性。該局成立後，先後完成了11種經典醫著的校修。宋以後再也沒有類似機構建立。

民間醫學團體

古代見於記載的惟一的一個民間醫學團體是建立於明隆慶年間的“一體堂宅仁醫會”。該會由醫學家徐春甫等46人組成，均為當時住在北京的醫家。該會創立的宗旨是探究醫理、講習方術，精益求精、克己行仁，深戒徇私謀利之弊，助善規過，患難相濟。其對會員的要求分22項(如誠意、明理、格致、審證、力學、辨脈、處方、忘利、自重、戒貪鄙、恤貧……)，這些要求注重提高會員的醫術水平和醫德修養。

政府組織的醫書校注整理工作

醫書的形式

在宋代印刷醫書之前，醫書的傳播主要靠手抄。漢魏以前的醫書寫錄在竹簡木牘和縑帛(絲織品)上。1973年湖南長沙出土的馬王堆漢墓醫書就是這一類的醫書實物。造紙術發明以後，醫書逐漸用紙書寫，採用卷軸形式，即所謂卷子本醫書。近代敦煌出土的醫書多為這種類型的實物。晉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醫書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將醫方刻石以廣為流傳的例子(如洛陽龍門石窟的唐代醫方)。北宋時，醫書開始廣泛地採用彫版印刷，促進了醫書的校勘整理和傳播，醫籍由卷軸式變為現在所見的冊頁式。以後在近現代雖有石印、鉛印等新印刷技術出現，但仍未改變醫書的基本形式。

宋以前醫書之校修

手抄書不僅費時，更大的弊病是容易脫誤。傳抄者往往根據自家的意見修改古書，或補充內容，這就造成了醫藥書內容混亂的局面。一些醫家起而校勘整理經典著作，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即將《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錄》加以整理，並加闡釋；南齊的全元起、唐代的王冰註釋《素問》，對保存古代醫籍和闡釋奧義很有貢獻。隋、唐統一以後，政府比較重視醫書的整理和散在資料的蒐集。國家圖書資料收藏豐富，人力、物力充足，對醫書整理十分有利。隋代朝廷命巢元方等編纂了《諸病源候論》，另外又組織人員編成了《四海類聚方》2,600卷(今佚)。唐代政府組織楊上善等註釋了《黃帝內經太》、《黃帝內經明堂大成》，又組織蘇敬等編修《新修本草》，在全國範圍徵調藥物標本和資料。五代後蜀又令醫官韓保升在《新修本草》基礎上編修成《重廣英公本草》。這些由政府組織官員完成的醫書整理，為宋代該項工作的深入準備了條件，提供了經驗。

宋代政府大規模校正醫書

北宋處於醫書由手抄轉向版刻的關鍵時期。宋代政府對醫藥的關注和大批儒臣、醫官的出色工作，使大批醫學資料得以保存，為中醫發展作出了貢獻。北宋政府為了儘可能多地蒐集民間醫書，曾屢次下詔向全國徵集醫學資料，採用多種獎勵辦法，搶救了不少珍貴圖書。宋初醫官王懷隱等所編《太平聖惠方》及政府另外編修的《神醫普救方》1,000卷(今佚)，北宋末政府編修的《聖濟總錄》，多得益於民間進獻的醫藥資料。為了使醫書整理工作更為全面深入，北宋朝廷於嘉祐二年(1057)成立了校正醫書局，採用儒臣、醫官相結合的辦法，儘可能保持古籍的原貌和內容的正確。如掌禹錫等校修《嘉祐補注神農本草》時，立例無所刊削，載藥1,082種，校修恰當，採摭廣泛，凡有次序調整處，均一一注明，體例十分嚴謹，從而保持了此前歷代本草的內容原貌。校正醫書局在整理文字資料的同時，注重實地調查，完成了全國藥物調查徵詢工作。北宋官修醫書11種，18次，校定了《問》、《難經》、《甲乙經》、《脈經》、《傷寒論》、《金匱要略》、《金匱玉函經》、《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編修了《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和《本草圖經》。這些醫藥書實際上是中國醫學的精華。它們一般由國子監刊刻，質量很高，由政府頒行各地。為了使某些重要醫書永久留傳，不致訛誤，北宋朝廷曾命人將《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鐫刻在石碑上。這些卓越的工作結束了宋以前醫籍傳抄的混亂局面，使中醫的許多經典著作得以廣泛留傳，為醫學教育提供了教本，從而為此後醫學理論探討高潮的掀起準備了物質條件。宋以後歷代政府都有組織編修醫書之舉，但無論規模、質量和意義，都無法和宋代的醫書整理工作相比。

醫理探討與醫學流派的形成

醫學理論的探討與驗證

中醫學的理論體系在戰國、秦漢之際已經初步建立。汲取當時諸子百家的思想營養，是中醫建立其基礎理論體系的重要環節。以《內經》為代表的中醫早期醫理專著，實際上從醫學角度反映了先秦諸子的某些思想精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內經》本身並非一家一派之言。漢代張仲景以後，臨床醫學有了長足發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內經》等書的理論內容有效地發揮了指導作用。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經濟結構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格局，把《內經》推向了中醫經典的寶座。漢唐以來，受儒學注疏經學著作的影響，《內經》的注疏整理也得到了重視，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先後注《內經》，對後世研究醫經影響甚大。從不同角度對《內經》進行分類解析或專題發揮，使《內經》研究更切合實際運用的需要。《黃帝內經太》、《難經》、《針灸甲乙經》、《脈經》等著作，無不源於《內經》。《內經》的理論思想逐漸滲透到其後中醫臨證醫學的每一個方面，許多醫書中都引用了《內經》所述作為立論依據，並根據醫療實踐予以驗證發揮(如《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等)。

宋代的科學技術、哲學思想及醫學積累等多方面的因素，導致了醫學理論研究新局面的出現。官方大規模校勘整理並刊行醫學典籍，為廣大學醫者提供了良好的教本。中央和地方興辦醫學校，其考試內容就是經典醫書中涉及的理論知識。據《太醫局諸科程文》，當時所考的六方面題目中，都要涉及理論。如“大義”是考人體生理與自然界的關係，“運氣”是考運氣主歲及處方用藥宜忌等，客觀上促進了人們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北宋理學的發展，也引起了醫學界對《素問》中的運氣學說(現一般認為是唐代竄入)的探討。五運六氣是用於解釋疾病發生的一種新途徑。宋徽宗利用行政力量，強行推廣“運曆”，預測次年多發疾病及處方用藥原則，使運氣學說在北宋末迅速流行起來。宋代的文官統治者和儒士們對醫學的重視，使醫學地位得到了提高。“儒醫”對醫理探討起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北宋時醫理探討風氣日益濃烈，出現了《本草衍義》、《聖濟經》等醫藥理論內容較多的著作。正是由於上述多種歷史原因，促進了此後金元的醫學爭鳴和醫學流派的出現。

金元醫學流派的形成

宋代朝廷在公元1126年被迫南遷，北宋時的文化中心處於金國的統治之下。由於北宋時醫學理論探討已經深入人心，因此在金朝所轄地區的一批民間醫生，為解決當時戰亂環境出現的醫學新問題，開始了新學說的探討，出現了醫學流派之間的理論爭鳴。在此以前，由於地域習俗或醫家個人經驗等原因，也曾出現過醫家偏愛使用寒藥或熱藥的現象(如民諺稱：“藏用簷頭三斗火，陳承篋裏一盤冰”，即說石藏用好用熱藥，陳承好用涼藥)，但沒有形成學派之爭。金元時的醫學學派爭鳴則不同，各派有自己的理論見解和與之相對應的治療主張，有自己的追隨者和影響面。他們處於同一時代、同一地區，又都以《內經》為學術淵源所在，但卻對疾病的產生和治療有著迥然不同的見解，這表明他們在各自醫療實踐的基礎上，從不同角度對《內經》中的理論思想予以深入的發掘。

學術上的新見解往往是為了糾正時弊或解決新問題而發。北宋時對《傷寒論》的研究比較多，而傷寒派醫師遇外感熱病多從傷寒考慮，好用溫熱藥；由於對外貿易的發達，外來的香料藥也為當時的許多醫家所好，《和劑局方》的許多成藥，即多香燥之品。因此濫用溫熱香燥藥物已成時弊。宋金對峙，戰亂頻仍，疫病流行，運用古代的成方已適應不了新的醫學實踐，因此金代劉河間、張元素均從運氣說入手，提出新的見解。張元素的名言：“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可以看成是金元醫家要求變革和對醫理進行新探討的共同思想基礎。

劉河間的《素問病機原病式》著重闡發了《素問‧至真要大論》中的病機十九條，認為其中以火熱有關的病機最多。他還認為，六氣(風、寒、暑、濕、燥、火)之中，火熱有二(火、暑)，其他四氣也都能化火生熱，火熱又往往產生風、燥。因此，他的見解是“六氣皆從火化”。從這一立場出發，劉河間治當時的傷寒(實則多為後世的溫病)，多用寒涼藥，創製了一系列的清熱通利方劑，故後世將他作為“寒涼派”的代表人。劉河間的弟子和私淑弟子繼承了他的學術思想，形成了“河間學派”。這一派成就最大的是張子和，他認為天下太平之時，人多靜逸，靜屬陰，用溫藥解表發汗，有些效果。但像他所處的天下大亂之時，戰爭、饑荒、賦役迭相擾動，動屬陽，諸病從火化，再用辛溫就不行了，應該用劉河間的辛涼之劑。鑑於當時某些醫生好補成風、濫用香燥，張子和旗幟鮮明地提出治病必先攻邪，邪去則元氣自復。他的攻邪思想落實在發展和豐富了汗、吐、下三種治療大法上，故後世將他稱作“攻下派”代表者。張子和的汗、吐、下三法與《問》及《傷寒論》的某些論說也有密切關係。

與劉河間同時代的張元素則是易水學派(張氏為易州人)的創始人。這一派的成就在於對臟腑病機學說有新的闡發。張元素十分崇尚張仲景用藥法，認為用此治內科雜病也有神效。他在治療內科病時，主張以臟腑的寒熱虛實來分析疾病的發生和演變。尤其強調“養正”，正氣強，邪自除。他的學生李東垣發展了臟腑辨證和“養正”說，以《素問》“土者生萬物”立論，著《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李東垣根據他在戰亂環境的醫療實踐，體會到“飲食勞倦則傷脾”(《難經》)，而脾胃為生化之源，人以胃氣為本，因此他創製了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等方，用以調補脾胃，故後世稱他為“補土派”代表。李東垣的弟子羅天益繼承了重視臟腑辨證的傳統，又對三焦辨證續有發揮。王好古則發展了“陰證”論，主張用溫養脾腎法進行治療。以張元、李東垣為軸心的易水學派，重視內傷證的臟腑調治，和重視外感證的六氣皆從火化的河間學派在看問題的角度及處方用藥上大相徑庭。因此兩派傳人互相抨擊，指責對方學說在某些臨床問題上的失誤。

從學術發展角度來看，易水學派在觀點和用藥方面並無突破性的創新。重視臟腑辨證在《金匱要略》、《中藏經》中已有體現。宋代錢乙《小兒藥證直訣》更是明顯地依據臟腑寒熱虛實用藥。脾胃的重要性在《素問》中也已直陳無餘。李東垣等承其餘緒，續加弘揚，其處方用藥雖有獨特處，但仍未脫離《和劑局方》溫補辛燥藥的窠臼。兩相比較，河間學派無論在理論還是用藥方面都有創新。他們一反傷寒用藥、服食用藥、《局方》用藥均偏溫燥的積弊，運用新的思路從《素問》病機十九條中引出了火熱論的觀點，這不僅對當時外感熱病的治療有現實意義，而且還為溫病學說的興起打開了道路，影響深遠。當河間學說在元代傳至南方的朱丹溪之後，由於地域環境發生了變化，其學說又進一步得到發揮。朱丹溪認為南方的疾病濕熱較多，濕熱和火熱病機不同，不可套用河間治火熱之法，更不能採用《和劑局方》的辛燥香竄之方。朱丹溪受理學影響很深，對《問》研究有很深的造詣，他把醫理和哲理相結合，提出了“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見解，主張用滋陰降火的方法來補腎養陰，創造了大補陰丸等一系列方劑來實現他的見解，因此後世稱他為“滋陰派”的代表人。朱丹溪的學術見解在明初風靡全國，影響很大。由河間學派衍生出來的溫熱學派，在清代發展到了一個高峰，而其基本的出發點，仍是劉河間對火熱證病機理論的闡發。因此從歷史發展的高度來看，河間學派開拓的是一個廣闊的醫學新領域，其成就遠在易水學派之上。

金元的醫學流派整體上分為河間學派和易水學派。近現代又將這兩派中卓有建樹的四位醫家稱作“金元四大家”，按他們的治療學術主張分別稱之為寒涼派(劉河間)、攻下派(張子和)、補土派(李東垣)、滋陰派(朱丹溪)。其中朱丹溪雖源自河間，但其立論和治療的重點實際上已轉向了內科雜病。明代以後，金元兩派的直接攻訐漸次消失，但由此而引起的醫學理論爭鳴卻愈演愈烈，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與《內經》時代中醫基礎理論體系形成相比，金元的醫理探討又螺旋形地上升了一個層次。結合新的醫療實踐闡發新說，並建立與新說相適應的一整套理法方藥，是金元及其以後醫理探討的新特點。

明清時代的醫學流派

金元醫家的爭鳴，掀開了此後各種醫學流派蜂起的序幕。根據新的醫療實踐創立新說、改變古方以治新病，是金元各派醫家的共同特點。傳統古方(主要是張仲景方)的地位不斷地受到來自多方面的衝擊。明代前半期，朱丹溪、李東垣的學說影響甚廣，滋陰、補氣法的運用已近乎氾濫。明末清初，中國文化界又有一個短暫的復興時期，科學技術和哲學思想均有新的發展。為了進一步發掘早期經典著作中樸素的辨證施治思想，一批卓有見識的醫家把《傷寒論》研究推向了新的境界。他們借整理《傷寒論》為由，不斷地闡發各自對傷寒證治的新見解。這一風氣在清乾(隆)嘉(慶)以後，受儒學考據之風影響，更加熾盛，形成了歷史上的傷寒學派。

前已述及，金元時期劉河間傷寒病的火熱論，引起了外感病治療上的變革。經過明末、清中葉諸多醫家在治療溫病過程中不斷實踐和完善，溫熱病終於逐漸從傷寒範圍分離出來，自成一說。溫病學說的建立和發展，是明清醫學中的突出貢獻。對此學說有貢獻的醫家即屬於溫病學派。

與以上兩個學派並存過一段時間，其特色主要反映在內科雜病診治方面的另一個醫學流派是溫補學派。這是因臨證用藥多偏溫補而得名的一種學術流派，實際上是易水學派的延續。元末明初，朱丹溪滋陰學說深入人心，但某些不善學者未能得丹溪之精髓，惟取滋陰藥濫用，甚至以知母、黃柏為滋腎水常品。為糾其偏頗，明代以薛己、趙獻可、張景岳、李中梓等為代表，著力闡發脾、腎虛損的治法，對易水學派的臟腑病機又有新的發揮。

明初薛己重視脾胃之學，乃本於李東垣。但他又重視腎中的水火，習用六味地黃丸滋腎水、八味地黃丸益腎火。故薛氏之學，乃脾腎並重。趙獻可闡發薛己之學，獨重腎水命火，提出兩腎之間為命門的觀點。腎與命門的關係，即水和火的關係，尤其將命門的無形之火，作為五臟的生機之本，把命門的重要性提到心之上。宗趙氏之學者，有清代的高鼓峰、呂留良、董廢翁等人。明末張景岳為溫補派之大家。他最初信奉朱丹溪滋陰之學，後轉而服膺易水之論。張氏對李東垣、薛己續有發揮，認為命門之火為元氣，腎中之水為元精；陰不可無陽，無氣則不能生形；陽不可無陰，無形便不能載氣，所以物生於陽而成於陰，陰陽二氣不能偏頗。針對朱丹溪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張氏力申“陽非有餘，陰常不足”論。他創製右歸丸、右歸飲以培右腎、命門之元陽，左歸丸、左歸飲以填左腎之元陰真水。在治療上，張氏慎用寒涼以免傷陽，不妄攻伐以免傷陰，處處顧及培命門脾胃之氣，故多用溫補之方。此後李中梓受上述溫補派醫家影響，又進一步取各家之長，同時闡發先天後天根本論。李氏謂先天之本在腎，後天之本在脾，融合李東垣、薛己之論。李氏的水火陰陽論中，尤重於陽，有“補氣在補血之先，養陽在滋陰之上”之說。不過李氏理論上偏重於陽，在臨證治療時卻用藥平穩。

溫熱學派的核心人物已如上述，其影響也比較廣，尤其是清代前期，崇信者尤多(如張璐、高鼓峰等)。這一派以溫補療虛損，實有獨到之處，但不善學者，常僅得皮毛，不免以溫補誤人。清中期以後，批評溫補學派者不乏其人(如章楠、陳修園、王孟英)。當溫病學派大興於清代之時，不僅外感溫熱以辛涼清潤治之，即內傷雜傷也多用清潤陰柔之品，溫補派日見勢微。

明清時期醫學流派當然還不止上述三派。自從金元醫學爭鳴以後，圍繞著各種醫療學術展開的爭論層出不窮。各種學科，甚至在同一學派之間，仍然存在著門派之爭。這些醫學流派的產生，活躍了學術空氣，豐富了中醫學的內容。其中溫病學派對溫熱病病因病機的探討，是中醫病因學上的卓越發展。它把臟腑病機學說引伸到衛氣營血的病理變化的新階段。溫病學說發展了張仲景《傷寒論》有關溫病的範圍和實質內容，形成了新的學說，填補了中醫理論體系的空白，是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到封建社會後期最重大的進展和成就。

醫藥文獻整理研究的新發展

北宋政府組織校正的十幾部重要的中醫藥著作，是古代中醫文獻的精華，也是宋以前醫藥資料的淵藪。經宋金元醫家的研究和實踐，又產生了一批個人著述，較好地反映了這段時期的醫學水平。明清時期的醫書更加眾多，在規模、內容、形式等方面都比宋金元時期前進步。在醫學流派的紛爭、各科醫療經驗的積累、哲學思想的新發展、清代尊經復古和考據之風的興起，以及人口不斷增加等多種歷史因素的影響下，明清時代醫藥文獻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發展。

醫學經典著作的註釋和闡發

明代末期，醫學經典著作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清乾嘉年間考據風氣盛行，將註釋、闡發乃至輯佚古代經典醫著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清代黃元御尊岐伯、黃帝、扁鵲、張仲景為“四聖”，因此他特別重視《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研究。他的這一思想，是當時一批尊經尚古醫家的代表。綜觀明清時對古典醫籍的研究，除黃元御提到的幾種之外，還有《神農本草經》，都是漢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見當時崇古學風之一斑。

《內經》是中醫基礎理論方面的經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別將《素問》予以註釋。此後七八百年間，很少有高質量的《內經》注本。明代吳崑的《素問吳注》多從臨症出發，理論聯繫實際；馬蒔、張志聰二人均全注《素問》、《靈樞》，馬蒔擅長針灸，故所注《靈樞》中有關經脈、腧穴、刺法等獨具匠心；張志聰集合同窗及門人共成《素問集注》《靈樞集注》，校注質量較高。將《內經》內容分類綜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顯著的有明代張景岳。張氏的《類經》結合醫學的實際運用分12類歸納《內經》，較隋代楊上善的《太素》前進了一大步。滑壽《讀問鈔》刪繁撮要，以類相從，甚便實用。李中梓的《內經知要》以八類概括中醫基礎理論，取材精當、簡明扼要，為後世醫家所歡迎。沈又彭《醫經讀》分類最為簡要。黃元御《素問懸解》、《靈樞懸解》就原篇分類，獨創一格。至於就《內經》中某一部分理論問題予以發揮闡解者更不勝枚舉(見《內經》)。《難經》雖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後注家倍增(見《難經》)。明代張世賢《圖注八十一難經》，採用圖解形式註釋方式，對理解原文有一定幫助。清代徐大椿《難經經釋》，將《內經》、《難經》的有關內容相對照，闡述其義理與淵源。對張仲景《傷寒論》的研究，已見前述。因《金匱要略》問世較晚，故元代才有註釋本，而明清注本最為繁盛(見《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自明末至清代，陸續產生了輯佚本近十種，以張志聰、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陳修園等醫家為核心的尊經派對《神農本草經》進行闡釋，並與張仲景用藥法相對照，對發掘古代用藥經驗卓有成效。

集成醫著的湧現和各科醫療經驗的總結

隨著醫藥實踐的不斷深入，醫學經驗積累的速度也不斷加快。為了適應這一醫學發展的需要，在明清時代各種總結性的或集大成的醫藥書籍不斷湧現。藥學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它集16世紀以前中國藥學之大成，在所收藥品種類和資料內容的豐富方面達到了一個高峰。書中糾正了以往本草書中的某些錯誤，創用當時最先進的藥物分類法歸併藥物。《本草綱目》出現以後，對此後的藥學發展影響深遠，明末及清代的藥學著作大多從該書汲取營養，再加發展。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又再次補充《本草綱目》以後的許多藥物知識和種類。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雖然是一部植物專著，但其分類及某些植物的資料也源自《本草綱目》。

方劑學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濟方》，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部方書，載方61,000餘首，可稱得上15世紀的集大成醫方書。臨床醫書方面，明代王肯堂《證治準繩》最負盛名。該書分雜病、類方、傷寒、瘍醫、女科、幼科六科(又稱《六科準繩》)，內容豐富、綱目清晰，立論較公允，甚便臨床運用。此外臨證醫書較實用的還有明代虞摶的《醫學正傳》、龔廷賢的《壽世保元》、林珮琴的《類證治裁》等書。外、傷科的著作在這一時期空前增多，很有影響的就有十幾種，如明代陳實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維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鈞的《瘍科心得集》等。針灸學則以明代楊繼洲《針灸大成》最為引人注目，該書資料豐富，且有眾多的實際經驗。婦科、兒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現，明清時期這方面的著作在資料性方面雖嫌不足，但臨症治療經驗則比較豐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萬全的《萬密齋醫書十種》、陳復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別對婦、兒科醫療經驗作出了總結。其他像眼科、喉科、氣功與養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較好的醫書出現。

明清時期民間印書業十分發達。為了適應學醫者對醫書的需求，出現了不少醫學全書、類書和叢書。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醫統大全》。該書輯錄了230餘部醫籍及其他文獻中的內容，全面豐富。張景岳的《景岳全書》和王肯堂的《證治準繩》也都是學驗皆富的醫學全書。清代蔣廷錫等受命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醫學部分(即後世單行的《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集錄古典醫籍註釋、臨證各科證治、醫家傳略、醫學藝文與記事等內容，為清代著名的醫學類書。而醫學叢書的數量更為眾多。王肯堂、吳勉學編輯的《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醫書44種。清政府詔令纂修的《醫宗金鑑》，包括了從理論到臨床各科的內容。文字通俗，取材精當，是非常實用的醫學叢書。此外，私人撰寫的醫學叢書甚多，影響較大的有汪機的《汪石山醫書》、薛己的《薛氏醫案》、張璐的《張氏醫通》、徐大椿的《徐靈胎醫書八種》、沈金鼇的《沈氏尊生書》、陳修園的《南雅堂醫書全集》等。

普及性醫書

明清時期中國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後期，人口的猛增對醫生的需求量也相應增加。醫學教育在這段時期以師帶徒或家傳形式為主，社會上對醫藥保健也更為關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醫書應運而生。最為多見的是歌訣體裁的中藥、方劑啟蒙書(如《珍珠囊藥性賦》、汪昂的《湯頭歌訣》等)。清代對醫學啟蒙普及做出貢獻的醫家陳修園，編撰了《醫學實在易》、《醫學三字經》、《時方歌括》等醫學入門書，通俗而不平庸。較醫學啟蒙書更高一層的醫學通俗讀物，在深入淺出、提綱挈領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適合臨床醫生所需。如汪昂的《醫方集解》、《本草備要》，吳儀洛的《成方切用》、《本草從新》，李蓇的《醫學入門》等。其中程鍾齡的《醫學心悟》，文字雖然簡明，但在歸納四診、八綱、八法及臨床各科證治方面頗有發明，又非尋常入門醫書可比。在眾多的普及醫書中，當然也有不少粗製濫之品。民間醫生中，有些人就靠幾本入門書掛牌行醫，不深究醫理，故理論水平甚低。

醫案與雜誌

在明清醫書中，醫案是比較獨特的一類著作。醫案這種形式的醫書，雖並非起源於明清，但在明清發展最快，形式多樣、種類繁多，且對其作用已有理論探討。如清代俞震的《古今醫案按》中指出：“醫之有案，如弈者之譜，可按而復也。”此時獨家醫案較好的有明代女醫談允賢的《女醫雜言》、汪機的《石山醫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葉天士的《臨證指南》、吳鞠通的《吳鞠通醫案》等，諸家醫案合編類的醫案則有明代江瓘的《名醫類案》、清代魏玉璜的《續名醫類案》、柳寶貽的《柳選四家醫案》、俞震的《古今醫案按》等。明清時醫案著作的興盛，對近現代此類著作的編纂有深刻的影響。

18世紀末，唐大烈在蘇州舉辦《吳醫匯講》，這是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雜誌性的醫學文獻。其取材雜而廣，“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吳醫匯講》)。文稿“隨到隨鐫”，連續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訂為一冊。當時名醫葉天士的《溫證論治》、薛雪的《日講雜記》都是先在《吳醫匯講》上刊出的。

西方文化的傳入對中醫的影響

西方文化的傳入

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延綿不斷，醫學也是文化交流的組成部分。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外域文化的傳入，對中國傳統醫學並未產生強烈衝擊。16世紀後半期，歐洲傳教士(利瑪竇、鄧玉函等)利用醫藥進行傳教活動。澳門主教卡內羅(Belchior Carneiro)於1569年在澳門創辦了仁慈會和兩所醫院。隨著歐洲的文化科學知識不斷地被介紹到中國，西方的醫藥理論和診斷方法等也相繼傳入，但對當時的中國傳統醫學影響甚微。

19世紀，中國的封建制度日趨腐朽沒落，英國用炮艦迫使中國輸入鴉片，並在1840年發動了侵華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西洋醫學的理論和技術被加速介紹到中國。許多傳教士和醫生在華行醫、辦學校、譯書並創辦刊物。傳教士在他們的診所或醫院裏培養了第一批中國的西醫，中國也陸續派留學生出國學習西醫。因此，由中國人組成的西醫隊伍在不斷擴大，產生了許多西醫藥學術團體。西方醫學的理論和醫療技術，以及在中國成長起來的西醫隊伍，對中醫學來說無疑是強有力的競爭對象。

中醫為生存發展而抗爭

西醫傳入中國後，兩種體系完全不同的醫學的共存局面就此形成。20世紀上半葉，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當政期間，接二連三發生了由政府當政人物出面主張廢止中醫的嚴重事件。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扼殺中醫的事件發生在1929年。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通過了余雲岫等人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該項提案設置了種種限止中醫生存和發展的障礙，引起了全國中醫藥人員的強烈反對。同年3月17日，全國中醫代表聚集上海，召開了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組織了赴京請願團。經過頑強地抗爭，終於使“廢止舊醫案”未獲准施行。中醫界從此定3月17日為國醫節。

中醫在近代面臨著社會乃至政府機構的一些壓制和不公平待遇，同時又面臨著西醫學在學術上的競爭，不得不為生存和發展而抗爭。為此，中醫界開始下力氣興辦中醫教育，在上海、紹興、北京、廣東等地辦起了中醫學校。近代最早的中醫學校為利濟醫學堂，創辦於光緒十一年(1885)。此後，在辛亥革命至抗日戰爭爆發(1911～1937)期間，有過80多所中醫學校。其中辦學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有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丁甘仁、謝觀等創辦)、浙江蘭溪中醫專門學校(張山雷等創辦)、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廣東中藥界人士創辦)、北京國醫學院(蕭龍友、孔伯華等創辦)、華北國醫學院(施今墨等創辦)等。這些中醫學校培養了大量高水平中醫人才，為1949年以後中醫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近代中醫界又積極編刊中醫書籍雜誌，組織中醫藥學術團體，以期使中醫學術得到積極發展。在如何發展中醫這一問題上，當時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思想。中西醫匯通派是近代中醫發展史上一股強勁的潮流，他們為在中醫發展的道路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由於國家的重視和支持，中國傳統醫學的教育、科研、醫療、古籍整理、對外合作交流有了新的發展。 中西醫結合是在國家的倡導和支持下，從中國既有中醫又有西醫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人民對防病治病的需要，逐步形成的一支力量。這支力量的核心是50年代一批西醫學習中醫人員。他們把現代醫學科學的一些理論知識和方法手段與中醫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尤其是基礎理論的實驗研究和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研究成果斐然。這些成果對促進中國傳統醫學科學的現代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是發展中醫學的首要工作。出版中醫古籍原著是研究中醫理論的重要條件之一，近40餘年共出版中醫書籍千餘種。20世紀50年代及80年代，影印或整理出版了大批中醫古籍。中醫經典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尤其受到重視。在學術刊物上開展的有關陰陽學說、臟腑經絡、三焦命門、甘溫除熱、益火培土等學術問題的討論，以及對歷史上各學術流派的總結，促進了中醫傳統學術的發展。

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對中醫基礎理論進行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診斷學中的脈診和舌象研究有相當大的進展。藏象學說的本質研究，主要從單個臟器入手，研究得比較多的是脾和腎。腎本質和腎陽虛的現代研究已獲得了進展，為治療腎陽虛證提供了可靠的數據和可遵循的原則。對氣的本質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勣。針刺麻醉是在古典的針灸止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技術，是中西醫結合工作中的一項重大成就。在深入探求針刺麻醉的臨床應用規律的同時，針刺麻醉的原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對經絡實質的探索較多地集中在研究循經感傳現象。辨證論治是中醫的特色之一。在廣泛運用辨證論治理論指導中醫臨床治療的同時，對辨證的科學依據和物質基礎也有一些現代科學方法的研究，揭示出了一些八綱和衛氣營血辨證的物質基礎。此外，中醫的治則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這主要體現在探討治則的科學基礎，尋求可供檢驗和說明其科學性的客觀指標。這方面的進展以活血化瘀和扶正固本兩大治則最為引人注目。對治則的科學研究又反過來促進這些治則在臨床上的廣泛應用。中西醫結合是當今臨床研究中最常採用的方法之一。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研究，在心血管疾病、急腹症、骨科病、燒傷、泌尿科疾病、白內障、肛腸疾病等方面，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效。在藥物研究方面，品種鑑定取得的成勣十分突出。中藥的炮製、製劑、藥理、藥化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從中藥裏已挖掘和篩選了一批新效或高效藥(如青蒿抗瘧及某些抗病毒、抗癌藥物的出現)。中藥複方的研究也有一些探索性的工作。為了搶救散失在民間的用藥經驗，由政府組織了群眾性的“採風”運動，收集整理單秘驗方。整理發掘老中醫的臨床經驗，也被作為繼承發揚中醫的重要工作得到開展。

綜上所述，中醫學在經過5,000年的發展之後，正在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醫學之林。對中醫發展經驗和規律以及理論的探討，必將對世界醫學的發展提供歷史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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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醫歷史

歷史是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是人類對以往事實的真實記錄，而根據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的發掘、研究及現有資料來看，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中國醫藥學則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有巨大影響。

我們的祖先，在中華大地上生活至少已有一百多萬年的歷史，他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及艱苦的勞動，創造了燦爛的遠古文化，其中就包括醫藥產生的知識與經驗，中國醫藥學的源頭歷史久遠，至少已有一百七十萬年之久，中國有文字可考的五千年醫藥學史，由於東方文化發展的特色形成了中國獨特理論架構，近現代西方科學及西醫的傳入，更使中國醫藥學出現兩個分明的層次，古代醫藥學史多源一體的型態與結構，於近現代中西醫的匯通和結合後，呈現波浪式的演進趨勢，又在東西方醫學交流中呈現複雜多面的狀態。


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時期:


(一)先秦、秦、漢時期

中醫淵源歷史悠久，源起黃帝，至商代有文記載。 夏商西周時期，醫巫並存，在卜筮史料中記載了大量的醫藥產生內容，對人體生理、解剖、疾病及其症狀的描述比較直觀具體，累積較多對病因、診療的經驗，懂得植物、動物、礦物及酒的藥用，廣泛應用針灸、推拿、導引、湯液、外治等方法，經由醫學與哲學的聯盟，陰陽五行的整體觀念、預防思想均被引進醫學，逐漸出現醫學的雛形。

而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學術界百家爭鳴的時期，醫巫分離，醫學具有更顯明的科學性、實用性和理性，並佔據了醫療產生事業的主導地位，此時期出現醫緩、醫和及秦越人（扁鵲）等著名醫家，並留下一些醫藥產生資料，《黃帝內經》是中國醫藥學的重要標誌，至今仍指導中醫藥學理論研討和臨床實踐。

秦漢時，醫事制度日益完善，醫史文獻的積極整理研究，國內外醫藥交流頻繁，《神農本草經》和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將藥物方劑學和臨床醫學都推向另一個新階段，尤其是以傷寒、雜病和外科最為突出的臨床醫學，更帶領我們進入中國醫藥學史上的第一高峰。

(二)晉、隨、唐時期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動亂割據的狀態，學術思想領域較紛雜，但醫藥典籍的注釋整理、官辦醫學教育的出現及中西醫藥進一步交流，卻為醫藥學的全面發展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隋唐五代時期，國力強盛，經濟、政治、文化繁榮，中國醫藥學在此時期得到全面性發展，醫事制度、醫學教育、臨床各科的分工設置及發展日趨完善，中國與日本、朝鮮、印度、越南、阿拉伯諸國的醫藥交流，也為中國醫藥學帶來第二次高峰。



(三)宋、金、元時期

宋遼金元時期，北宋政府比較重視醫療事業和醫藥學術，組織人員編輯方書和本草書，設立「校正醫書局」，對宋以前的醫藥書籍進行校正，並鑄造針灸銅人，以供教學之用，隨著醫藥學術發展和印刷術的應用，醫籍不斷印行傳播，海路交通發展更促進了中外醫藥的交流，而遼、夏、金、元與兩宋王朝並立，至元滅宋朝，統一全國，這是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化大融合時期，醫藥學研究領域更為廣闊，不僅醫藥學術被推向另一個新高潮，民族醫學也得到蓬勃的發展，為多元一體化的中國傳統醫學注入了新的活力與生機。


(四)明清時期
明代由於傷寒學派的中興、溫熱學派崛起，使醫藥學發展進入新層次，而中國的人痘接種術也從亞洲傳入歐美，導致西方牛痘接種術的發明和推廣，開闢了免疫學的新紀元。

清代前、中期是中國傳統醫藥學相對完善，醫學趨於普及與昇華發展的時期，溫熱病、傳染病學派的學術思想，繼明代的傳承，到清代形成獨具特色的體系，在中外醫藥交流中，醫藥界接受了國外牛痘接種術、解剖學、藥物和外科手術的相關資訊，如著《醫林改錯》的王清任便致力於人體解剖，反映了「中國醫界大膽之革命論者」的開拓進取精神；晚清時期，西方醫學經過西方傳教士的傳播，及中國官方和民間主動引進與學習，逐漸在中國得以根植和發展，並形成了中醫、西醫兩種醫學體系並存的局面。



(五)近代和現代

民國時期，由於西醫勢力的影響擴大，歐化思潮漸興，中西醫日趨對立，而中醫界內部亦開始產生西化勢力，此時中醫界面臨西醫沖擊和政府當局限制排斥，但仍開始從組織、政治、教育、出版等方面進行旨在保存和發揚中醫藥的活動，並受到中醫藥界和廣大群眾的支持與歡迎，成為近百年來中醫藥學繼續發展的重要關鍵。民國三十八年後，大陸方面，中醫仍擔負維護人民健康的任務，其研究成果，日漸受到國際醫療界矚目；臺灣方面則設立中國醫藥學院，培養中醫師，增設中醫醫院或中醫門診，中醫醫療方式成為民眾看病時的另一選擇；近年來，經由中國傳統醫學與西方醫學的相互影響，在醫學理論與臨床上，「中西醫結合」，除發揚中國醫學之精義，並融合西方醫學，已成為現代醫學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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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醫簡介

華佗
公元１１０─２０７年（東漢永初４年──建安１２年，一說公元１４１─２０３年），三國時，東漢沛國譙（今安徽省亳縣）人，精通內、外、婦產、小兒、針灸各科及衛生學、藥物學。其中對外科尤為擅長，有“外科聖手”、“外科鼻祖”之稱。



扁鵲
姓秦、名越人。公元前４０７─３１０年（東周威烈王十九年，即秦簡公八年──赧王五年，即武王一年。一說約生于公元前五世紀）戰國時，勃海郡州（今河北省任邱縣北藥王庄）人。

張機
（公元１５０～２１９年）字仲景，南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人，東漢醫學家。

張機從小精通博書，并嗜好醫學，曾從同郡張伯祖學醫，後任長沙太守，人稱“張長沙”，其方書亦被稱為“長沙方”。



孫思邈
公元５８１─６８２年（隋開皇一年─唐永淳元年），唐代京兆華原（今陝西省耀縣孫原公社）人。一生博學多聞，對中醫學的研究尤為精深，是唐代一位杰出的醫學家，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書。

李東垣
（１１８０～１２５１年），名杲，字明之。金元間真定（今河北省保定市）人。倡導："人以胃氣為本。"善溫補脾胃之法，後稱之為"補土派"。為金元四大醫學家之一。

李時珍
字東壁，晚年號瀕湖山人。公元１５１８─１５９３年（明正德十三年─萬歷二十一年），明代蘄州（今湖北省蘄春縣）人。是我國古代傑出的科學家之一。他在醫藥學方面的巨大貢獻，近四百年來，一直為國內外人士所稱頌。他的名著《本草綱目》，不僅是一部總結我國明以前藥物學知識和經驗的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具備了初期植物形態分類學內容的偉大著作。


張景岳
名介賓，號景岳，字會卿。因為他善用熟地，有人稱他為“張熟地”。公元１５６３──１６４０（明嘉靖四十二年──崇禎十三年。一說約１５５５──１６３２年），明山陰（會稽）（今浙江省紹興縣）人，著名醫學家。

王叔和
（公元３世紀）名熙，今山東高平人。其生卒年月不詳。

王叔和曾任魏太醫令，“性度沉靜，通經史，窮研方脈，精意診切，洞識養生之道。”（唐﹒甘伯《名醫傳》）王氏著有《脈經》１０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曾整理編纂仲景《傷寒雜病論》一書，使之流傳于今，為中醫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另著有《脈訣圖要》６卷，《脈賦》１卷，《脈訣發蒙》３卷，《論病》６卷等，均佚。


淳于意
因曾作過齊國太倉長，而後人稱他為太倉公，又名倉公。公元前２１５─１５５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西漢初元一年。一說公元前２１６─１５０年），西漢臨淄（今屬山東）人。是我國西漢時期的一位著名醫學家。

丹田呼吸法助腦改善失眠

丹田呼吸法功效大少林禪武醫學　助腦功能改善失眠

德建禪師 因應都市人的需要，根據少林傳統功夫編制出一系列的基本養生內功（簡名內養功），定期練習有助改善身體健康及舒緩緊張情緒，亦可考慮作為輔助治療。

練習時注意事項
順其自然，不須要緊張
循序漸進，盡量不要急功近利
要有恆心，每天持之以恆地練習
配合飲食，身體健康時，可適量進食腥葷辛辣食物（包括肉、魚、蛋、薑、蔥、蒜、芥、韮）；患病時，可考慮盡量少吃或不吃腥葷辛辣食物

內養功介紹（由德建禪師作示範）

一）自然丹田呼吸法
- 安然舒適地坐著或站著。
- 將雙手輕輕放於腹部丹田的地方 (肚臍下三寸)。
- 雙眼微微合上，自然舒服，無須太緊。
- 吸氣時觀察腹部。
- 呼氣時觀察鼻子。
- 練習時勿太心急，要心平氣和，亦不用太著意，自然自在觀察呼吸即可。



（二）自為丹田呼吸法可以站立或坐在椅上進行。將手放在下腹，即丹田的位置，呼氣時提肛收腹，瞌咀，將氣呼出時，眼睛自然地微微張開；吸氣時將身體放鬆，氣便自然地吸入丹田，同時，腰部要微微彎起，眼睛合上。練習時須注意避免心急及太緊張。

(有關丹田呼吸法及其他內養功法可參考《德建身心療法®》一書或

觀看《少林基本內養功－少林禪武醫自學教材》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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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三寶」: 精、氣、神

《黃帝內經》說人是「天地合氣」所產生的，所以生命的組成就包含「天的成份」與「地的成份」。「天的成份」屬於無形，包含神、魂、魄、氣、命門；「地的成份」屬於有形，包含五臟、六腑、四肢、百骸。

在眾多「有形」與「無形」的成份中，什麼是生命最重要的部份呢？中醫與道家都認為「精」、「氣」、「神」是生命中的三樣寶貝，所以合稱為生命「三寶」。
（一）「精」是人體的精華物質「精」就是人體的精華物質，是構成人體的基本成份，所以《黃帝內經》說：「夫精者，身之本也」。精屬於「有形」，是肉眼看得到的，這也是西醫能夠研究的。

「精」不僅構成人體的基本成份，也執行身體各種系統的功能；相當重要的，「精」具有防衛與調節人體的重要功能。免疫系統的白血球（包括B淋巴細胞、T淋巴細胞）與巨噬細胞可吞噬外來的病毒與細菌，以保衛人體。神經系統可經由神經傳導，內分泌系統可藉由荷爾蒙的分泌，共同來調整人體組織器官的功能。

（二）「氣」是生命活動的來源「氣」屬於「無形」，是眼睛看不到的，也是西醫無法研究完全的。其實，氣就是一種「能量」形式，「體溫」是人體的氣反應到皮膚體表最簡單的表現方式。人死之後，氣的循環也跟著停止，所以身體是冰冷的。

「精」是有形的、靜止的；而「氣」是無形的、不斷活動的。有形的「精」必須依賴無形之「氣」的帶動才能產生生命活動，所以「氣」是生命活動的動力來源。

「氣」有很強護衛生命的功能，能夠抵抗外邪的入侵，「氣」的強弱與人體的健康好壞有著直接的關係。《黃帝內經》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又說：「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意思是說，「氣」若強，則外邪不能侵犯；當外邪來犯，必定是「氣」虛弱。所以「養氣」是養生的要點，因為「氣」是生命的重要防衛力量。

（三）「神」是生命真正的主宰「神」又稱為「元神」，類似於俗稱的靈魂。「元神」是無形的，是肉眼看不到的，這也是西醫所完全不能觸及與研究的。

「元神」才是人真正的主宰，是構成完整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所以《黃帝內經》說：「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中醫養生最重視「養神」的部分，因為「元神」的構成粒子最小，擁有能量最大，護衛生命的能力最強，是人體抵抗疾病最好的「法寶」。

結語「精」、「氣」、「神」合稱為生命「三寶」，生命中的三樣寶貝；因為生命「三寶」可形成身體多層保護的屏障，護衛著生命，並且在中醫養生與道家修煉上都有重要與積極的地位


作者﹕王元甫 醫師、中醫醫學博士

http://www.epochtimes.com/b5/9/5/31/n2543407.htm